“新常态”，本来是习近平总书记用于描述中国经济的一个词，可是近来越来越被“跨界”指称中国政治，一些媒体更是将其合二为一统称“习近平新常态”。这或许会引发一些讨论，但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中国社会为什么会出现新常态，为什么又能够出现新常态。

　　新常态是中国社会的“应该”状态反映的是对价值的坚守

　　一个社会决不只是人类自然本性的恣肆泛滥和丛林法则的简单博弈，人们发展经济、选择政治更看重的是通过经济政治的运行，实现他们理想的社会目标与价值追求。因而，围绕特定目标和追求而呈现出来的经济作为与政治努力就是该社会的“应该”状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是当代中国社会最伟大的梦想，新常态反映的正是对这一价值的坚守。

　　我们以经济新常态为例。告别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进入了调整盘点、稳中求进的状态。很多人对中国经济这一新常态很不适应，当作是力不从心的无奈之举。其实不然，以今日中国经济之实力，再来一个4万亿甚至8万亿的经济刺激都不是一件难事。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要去做那样一件饮鸩止渴的事情呢？经济新常态恰恰表明中国在“经济应该是什么和为什么”上弄清楚了。

　　经济应该求“好”而不只是“快”，经济发展应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强大的物质基础而不仅仅是数字游戏，经济发展的成果应该能为最广大的民众所共享，而不是变为少数人积累财富要挟社会的工具，经济发展既要立足当下更要着眼未来，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的，“增长必须是实实在在和没有水分的增长，是有效益、有质量、可持续的增长”，也是李克强总理以改革为主打的“强式改革”，而不是片面的财政货币刺激。

　　依靠财政宽松货币“放水”固然能维持一时的经济高增长，依靠廉价劳动力为世界打工也能换来天量的国际贸易顺差，但这不是持久之计。我们这么大的国家，不能做其他国家的技术附庸、经济附庸。我们可以引进技术，但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引进，“关键技术还是要靠自己”；我们要善于运用国际分工、比较优势发展自己，可是一个大国尤其还是有独立政治形态追求的大国，没有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同样是不可想象的；我们是可以用贸易换回可口可乐、波音空客甚至大量的美元，但是不可能换回强大的国防、高端的产业、高素质的劳动者等大国之所以是大国的“标配”。而所有这些是慢工出细活，需要的是工夫、是耐心、是坚守。

　　经济上的“应该”自然带来政治上的“应该”。从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到依法治国，从把权力装进制度的笼子到重申政党理想信念，让人民群众不仅形式上当家，更要事实上做主，中国政治新常态方兴未艾。“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习近平总书记这番话就是对中国政治新常态最好的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