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吕梁是清代“天下廉吏第一”于成龙的故乡,当年于成龙从小知县做到大学士,无论任职偏贫之地或是为官富庶之处,都以清廉著称。然而,如今的吕梁却成为山西乃至全国的腐败重灾区——今年初以来,已有6名曾在吕梁任职的副局级以上干部被调查,从通报的情况来看,他们落马都与政商勾结有关。

　　古廉今腐,两种极端官场生态竟然出现在同一片土地,让人唏嘘不已。王儒林赴任山西后,曾有人建议他去基层考察的第一站“最好不去吕梁”,因为吕梁“情况复杂”,但王儒林仍将吕梁当作重建山西官场生态的第一站。这充分表明了新一批晋官不回避矛盾和问题的明确态度,以及肃清腐败的坚强决心。

　　“廉吏故里”为何成为腐败重灾区?除了因吕梁地区煤炭资源丰富,“黑金”容易让官员腐化变质之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恐怕在于廉政文化的“断代”。因为缺乏“廉政文化”的支撑,歪风横行、正气不彰逐渐成为吕梁官场的常态,廉洁奉公、勤勤恳恳的人受到冷落和排挤,谋求私利、别有用心的人反而既升官又发财,这种“逆淘汰”最容易败坏官场生态,进而导致一个地区的整体性沦陷。

　　廉政是中国吏治文化中的一项优良传统。早在春秋时期,齐国名相管仲就把廉奉为立国的四大纲要之一,此后历朝历代都将廉政作为为官的基本准则。廉政文化首先体现为一种为官伦理,是一种高尚的道德情操——官员要正身律己,勤于自省,开廉洁之风气；要公私分明,不以公共资源作为自身牟利工具,不能躲在商人背后瓜分权力寻租的获利；要勤俭节约,戒奢从简,不铺张浪费脱离群众。

　　然而,从此前查出的吕梁官员贪腐案可以看出,他们并不是倒在了“晋官难当”的魔咒上,而是倒在了不断膨胀的欲望之中。“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但有些吕梁官员,自上任起就有一种“捞一把”的心态。他们不关心民生疾苦,不关心吕梁的长远发展,最关心的却是如何在有限的任期内结交更多的商人,以便将手中的权力变现,谋取更多的非法所得。

　　正如《人民日报》评论所说的那样,“廉”与“腐”,一样的“广”字外表下,却有颗不一样的“心”,贪心一动,信仰就开始动摇,底线就逐步失守。身处资源大省,诱惑必然很多,贪腐的机会也不少,很多曾经信誓旦旦要清廉为官的人,最终都在利益面前迷失了自己,最终断送了自己的政治前途。心是贪欲之起点,倡导“廉政文化”,正是要帮助官员加固思想防线,提高其自觉防腐拒变的能力。

　　倡导廉政文化是防治腐败的一种智慧,如果官员没有这一文化理念,就很容易丢掉为官的底线。习近平总书记曾明确要求,“研究我国反腐倡廉历史,了解我国古代廉政文化,考察我国历史上反腐倡廉的成败得失,可以给人以深刻启迪,有利于我们运用历史智慧推进反腐倡廉建设。”王儒林亦表示,这次来吕梁,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想研究如何在吕梁、在山西落实总书记的这个重要指示。

　　一个曾经出过廉吏的地方,照理说是具备推广“廉政文化”的基础的。现如今,党中央和山西的主政者都要求重建山西官场生态,在这个过程中,从历史先贤的事迹中汲取力量,以倡导“廉政文化”为突破口,是非常现实的选择。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建成,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正在成为现实,相信在中央和山西高层推动下,“廉政文化”有望成为扭转吕梁官场生态的积极因素。

　　王儒林在此次调研时发现,“天下廉吏第一”于成龙的墓地曾两次被严重破坏。从某种程度上讲,吕梁当地的政府部门和官员对廉吏不够尊重,也是“廉政文化”缺失的一种表现。王儒林在视察后要求尽快修复于成龙墓地和故居,这实际上也是极富象征意味的一个举动。这也是在给晋官们传递清晰的信号,希望他们以古为鉴,学习先贤们的廉政精神,从传统中汲取智慧,推进反腐倡廉建设。(冯慧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