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披露，原天津市公安局长武长顺在任期间，发明及领衔发明了35项专利，而原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在渝期间，获得专利总共254个，其中有211个是2011年一年之内申请的，平均每1.7天申请一个。武长顺的专利大多与警务工作相关，王立军则还有吃火锅的特殊用具等。　　 （8月27日《北京青年报》）

　　发明创造获专利，在人们的思维定式中，一般会与高新技术相联系，且发明创造者一般均是专家学者。其实，身居要职的官员，也可以成为“发明大王”，坐拥254项专利的王立军，便是典型一例。如果其将“发明创造”转化为生产力，创造出更多的知识产权，为国家自主创新多出力，自然会令人肃然起敬。但是，王立军的254项专利，绝大多数“卖”给了自己掌管的公安系统。显然，出售所谓的“发明创造”，也成了其敛财的一种手段。

　　与王立军相比，仅有35项专利的原天津公安局长武长顺，是“小巫见大巫”。然而，两位官员“发明家”的志趣却惊人的“相投”，均厉行“我的地盘我做主，肥水不流外人田”。比如，王立军的专利大部分是“警察装备”，广泛运用于重庆公安系统，而武长顺发明的“智能交通”，则大量应用于天津交通管理领域。特别是王立军，因再无“警察装备”可供他发明了，便发明出吃火锅的特殊用具。试想，在重庆，有几人不用火锅？有几人不吃火锅？

　　从表面上看，官员利用发明敛财，与“雅贿”如出一辙，均是以权谋私的一种隐性腐败行为。但是，官员利用发明敛财，比“雅贿”更隐蔽，更难以监督。因为，“雅贿”照样是贿赂，而所谓贿赂，就是用权力去换取财富，本质上是赤裸裸的利益交换，对它的查处与常见的贿赂方式没有区别。然而，像王立军、武长顺这样，专利仅“卖”给自己掌管的公安系统，这种靠权力隐性牟利的做法就难以查处了。

　　在中国，还有多少王立军和武长顺，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毫无疑问，权力变“专利”，必然会让知识产权蒙羞，官员以权谋私，搞隐形腐败，是一种可怕的“发明”，我国必须完善相关制约机制。（张西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