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媒体梳理发现，一年多来，深圳共有15名街道执法人员因在查违中涉嫌职务犯罪而“落水”，其中包括3名执法队队长、6名执法队副队长。而类似的案件并非深圳独有，全国多地通报过基层执法人员利用查违之便受贿、“猫鼠”携手共惠的案例，这种“执法违法”现象已成为城镇化进程中的毒瘤。

　　执法者成为“高危人群”，频频沦为违法者，这事儿虽然招人恨，却也不足为奇。招人恨，是因为他们是国家权力的神经末梢、基层代表，最直接地和老百姓打交道，种种徇私枉法，一伤了民利二伤了民心。说它不足为奇，是因为有点权力就变现，钻空子拿好处之后“选择性执法”，历来就是基层执法者身上的顽疾。“吃拿卡要”这个词儿就是为这种现象准备的。

　　“神经末梢”人群太大，也太分散了。一个个分散的欲望，指望从上到下看住，并不是容易的事儿。没错，这是一些小权力，也是一个老问题，可却小看不得，绝对需要“大药方”。从治理逻辑上讲，除了自上而下的法纪约束，最重要的是要赋予被执法者以力量，让他们能够抵制不正当执法、纠正扭曲性执法。而这种力量的来源，就是“依法治国”这四个字的基层内涵之一——把执法权装在更精密的法治笼子里，透明运行。

　　十八大以来，从强势的反腐败到刚劲的抓作风，双管齐下，一个关住权力的笼子正在编织。接下来，要警惕的是“牛栏关猫”——“大老虎”等这些体积大的动物确实顾忌更多、违法代价更大、用权更谨慎了，但一些“小黑猫”仍然可以选择性地进进出出，和老鼠们勾勾搭搭，更不要说苍蝇、蚊子的“自主权”了。只有继续努力“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让笼子的围栏扎得更密一些，持续地压缩权力寻租的空间，才能把每一个神经末梢上的权力，都非常精密地关在必要的部位。

　　更重要的是，遵循明晰的规则，把“选择性执法”的自由裁量空间压缩到最小，才有可能最大程度地防止“执法队长的沦陷”。这就需要从两个方面着力。一是明确执法边界，规范执法清单以及执法者责任，并通过一些公开化、公共化的程序来保障。比如，交通管理从街头罚款到统一交纳的程序性改革之后，被执法对象清晰了标准，也减少了警察自由裁量的随意性，大大压缩了寻租空间。二是构建对执法者的监督体系，包括被执法对象的复议程序、媒体监督社会监督的渠道拓展，真正做到只要露头马上被纠。

　　这事儿说起来简单，但因为执法权分散在社会各处、多个领域，情况都不相同，形成这样一套精密牢笼并不容易，所以说需要一个“大药方”。放长远来看，社会治理中民众有这样那样的不满，执法者产生了这样那样的腐败，都需要通过依法治国的大药方，来寻求根本性解决之道。可以说，依法治国从来都不是一个宏大空洞的叙事，它需要体现于每一个“浮萍之末”，基层执法权频频沦陷，考验着依法治国的决心、耐心与智慧。在制度建设上，就是要杜绝“牛栏关猫”的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讲，将要召开的四中全会专门讨论“依法治国”问题，更值得期待。(毕诗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