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阐述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回答核心价值观“从何而来”。这关系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历史定位问题，并自然关联到其呈现什么样的理论形态和如何发挥其当代意义。习总书记指出：“我们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涉及国家、社会、公民的价值要求融为一体，既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吸收了世界文明有益成果，体现了时代精神。”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古今中外文明的总结。在民族历史的纵向维度上，它虽然是新的时代精神的产物，但将自己的根扎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层面上确定了基本的行为规范和价值追求。这三个价值层面在中国古代社会也都是存在的，虽然古人未必具有今天这样明确的意识。也正因此，我们在今天可以从传统文化中看到大量渊源性的论述。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现当代中国孜孜以求的价值，实际上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古代中国类似的追求。历史文献记载了古代国家在初创阶段的重要求索方向，这主要体现在当时一些伟大的帝王身上。作为五帝之首的黄帝就极具代表性。《史记》描述他“幼而徇齐，长而敦敏”，反映的是中国文明初曙期对于道德文明的追求；还叙述他“修德振兵，治五气，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貙虎”，其中部分地反映了对富强价值的追求；还说他“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和“时播百穀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反映的则是对天人和谐的追求。至于民主，在中国传统时代基本上没有以制度形态出现，不过，和民主有些类似但处于较低层次的民本追求却非常丰富。《尚书》（文献真伪争议问题此处不做涉及）中所说的“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和“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是相当典型的论述。唐太宗李世民及其大臣魏徵经常引用《荀子》的名言“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更是民本思想在治国为政中的体现。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主要体现的是人类近代社会的价值追求，但在中国传统社会上也有萌芽式的存在。由于传统社会中王权官权的强大和宗法禁锢的严厉，个人的自由是相当稀缺的，而追求自由就成为许多年轻人的愿望和选择。这相当多地表现在他们爱情行为上。据传，司马相如和卓文君是一对自由追求爱情成功的例子，《玉台新吟》记载的焦仲卿夫妻则是著名的悲剧例子。《诗经·小雅·节南山》记载“昊天不平，我王不宁”、“郝郝师尹，不平谓何”，表现的是对公平正义的追求。从“王子犯法，庶民同罪”的理念到卷帙浩繁的各朝法律条文都反映了前近代的法治价值追求是不缺乏的。当然，我们要看到这里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处于相当低下水平上的，既达不到资本主义的这些价值水平，更与社会主义的这些价值不可同日而语。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这在中国传统个人价值追求上可以说相当普遍，既有思想理论层面的大量论述，更有诸多个人行为的体现。爱国和敬业经常被表述为“忠”，诚信和友善则被表述为“信”和“仁”，各代思想从本体论、人生观、价值观等多个角度展开了深入的研究。颜真卿、颜杲卿、岳飞、文天祥、于谦、史可法等都以杀身成仁体现了爱国的价值追求。敬业往往体现在一些有智慧的企业家的经营之中。同仁堂、六必居等老字号长盛不衰便与其敬业的价值追求有关。前者的营业理念是“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后者的营业理念是“黍稻必齐、曲蘖必实、湛之必洁、陶瓷必良、火候必得、水泉必香”。这些话并不是招徕顾客的幌子，而是经营达数百年企业的真实操作规范。至于诚信和友善则更是普遍，此处就不必举例了。

　　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和直接的资源。后者是对前者的继承，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认识到后者也是对前者的改造和转换，是结合当代中国现实做出的提升和优化。经过这种提升，后者更好地体现了这个时代对中华民族提出的精神要求和这个民族对此的解答，体现了我们民族的精神本质和精神力量，是我们民族在艰难险阻中前进、生生不息的精神动力。也正因此，它构成中国人在这样一个剧烈竞争的时代展现出来的真正灵魂。（刘东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