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是学问之地、育人之所，教书育人理当至高无 上。可是，行政化狭隘了高校的办学眼光，也异化着人才培养的宗旨

　　 大学的行政化，社会人看到是学校要受外来行政主管部门的领导，内部要靠行政机构来运行这样一些现象，对身临其境者来说，看到和感到的可远不止这些。当学校以官来行政的时候，官的影响力会渗透到学校的每一个部门，每一个环节，甚至是每一个人，实际地决定着这个圈子里每个人的命运，乃至整个学校的走向。

　　 学校行政化的本质是官本位，有着世人皆知的表现形式，又有着学校的行业特点，使这里的行政化别具一番味道。比如说，这里的官员绝大多数都有职称，而且是官阶越高职称也越高，给人这样一种感觉——当官比学术更重要；这里的每一个工作环节都要由官来决定，大到学科建设，小到吃喝拉撒，甚至连教学或科研活动产生的经费，都要有主管官员签字才能报销；这里的福利待遇也与官阶大小有直接关系，体现在办公室的面积大小、设备配备的档次高低、楼层位置以及朝向等，也体现在像奖金发放、项目审批这样一些隐性的活动中，一些学校甚至将那些名利双收的高级别评优活动都锁定在官员身上……凡此种种形成风气的时候，当官才会受到重视，找官才能办成事情，官员才是学校主宰的价值取向也会深入人心，对学校产生一系列的影响——

　　 首先是校风。有学者将校风总结为“一个学校的人们在各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态度和趋向”，指明了校风的实质是人们所共同认可的一种准则。有了这种准则，人们会在各种活动中形成一种默契，共同遵守。高校是学问之地、育人之所，教书育人理当至高无上。但是，行政化的长期存在，使一些教职人员不是将精力集中在教学或科研上，而是唯领导马首是瞻，深信与领导关系的亲疏远近远比教书育人更加具有实效性。在这样的氛围中，有学问抵不过有背景，教好学生抵不过搞好关系，有背景又能搞好关系的人，远比没背景埋头做学问的人吃香。

　　 其次是学风。学风是高校师生在治学精神、态度和方法等方面所形成的风气，决定着一所高校教学和科研水平的虚与实。高校的学风如何主要通过师生来表现，因此，知名大学的通常做法是确定崇高的目标，作为引导师生的座右铭。哈佛大学的校训是“真理”，牛津大学的校训是“信仰与科学”，这样的办学理念使前者成为世界上获诺贝尔奖最多的高校，后者先后培养出600余名院士及各领域里的大师级人才。不同的学风也导致不同的就业理念。

　　 据有关方面统计，在美国，只有3%的大学生愿意考公务员；在英国，公务员在大学生眼中是20个被厌恶的职业之一；而在中国，愿意考公务员的大学生竟达76.5%。我们无意贬低公务员这种职业，况且造成报考公务员热度不减的原因也很多，然而，我们无法否认这样一种可能：在行政化的浸染下，中国大学生在学校的时候，其“精神、态度和方法”就在耳濡目染中，养成了更适合搞行政工作的基本素质。

　　 再次是做风。“做风”与“作风”仅一字之差，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内涵：按惯常的解释，“作风”是指“工作和生活上一贯表现的态度、行为”；“做风”是本人用来专指一些高校在行政化的管理体制中形成的潜规则。比如说，在用人、提拔和职称评审中，领导授意往往可以超越制度；只要有一定的背景，没有教学和科研经历，也能戴上博导的头衔；只要关系疏通得好，长年不上课仍然可以拿工资……这些常人几乎不可想象，甚至瞠目结舌的事情，却是一些高校无人撼动的事实。原因很简单，作为下属只能以服从为己任，按照领导的指令办事。这是行政化以后高校存在的一种现象。

　　 中国历史上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于至善”的古训。尽管这里所说的“大学”并不专指学校，但是“明德”、“至善”一直是教育家追求的至高境界。为了达到这一境界，他们都表现出来高远的立意。陈寅恪提出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时力推“学术”与“自由”之风，其立意均在于为培养人才而创造一种有容乃大的氛围。比较之下，行政化确实狭隘了高校的办学眼光，也异化着人才培养的宗旨，为一些人专权谋利提供了机会。

　　 2005年，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曾提出这样的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据说有关领导后来就这个问题向国内最有名的六所大学校长请教，得到了诸如没有氛围，没有火候，没人带头等答案。9年过去了，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假设当年不是问道于校长，而是问道于教师，得出的回答可能会更具体些，比如，树立学术尊严，淡化长官意志；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铲除特权；整肃教风学风，净化学术环境……这样的意见可能更加具有针对性，也更可操作。最重要的是，这种解决问题的出发点，摆脱了行政化的惯性，体现了对教师的尊重。（□文/祁嘉华：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教授、建筑文化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