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化给大学带来了什么

时间:2014-06-11 16:46   来源:瞭望新闻周刊

   高校是学问之地、育人之所,教书育人理当至高无 上。可是,行政化狭隘了高校的办学眼光,也异化着人才培养的宗旨

   大学的行政化,社会人看到是学校要受外来行政主管部门的领导,内部要靠行政机构来运行这样一些现象,对身临其境者来说,看到和感到的可远不止这些。当学校以官来行政的时候,官的影响力会渗透到学校的每一个部门,每一个环节,甚至是每一个人,实际地决定着这个圈子里每个人的命运,乃至整个学校的走向。

   学校行政化的本质是官本位,有着世人皆知的表现形式,又有着学校的行业特点,使这里的行政化别具一番味道。比如说,这里的官员绝大多数都有职称,而且是官阶越高职称也越高,给人这样一种感觉——当官比学术更重要;这里的每一个工作环节都要由官来决定,大到学科建设,小到吃喝拉撒,甚至连教学或科研活动产生的经费,都要有主管官员签字才能报销;这里的福利待遇也与官阶大小有直接关系,体现在办公室的面积大小、设备配备的档次高低、楼层位置以及朝向等,也体现在像奖金发放、项目审批这样一些隐性的活动中,一些学校甚至将那些名利双收的高级别评优活动都锁定在官员身上……凡此种种形成风气的时候,当官才会受到重视,找官才能办成事情,官员才是学校主宰的价值取向也会深入人心,对学校产生一系列的影响——

   首先是校风。有学者将校风总结为“一个学校的人们在各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态度和趋向”,指明了校风的实质是人们所共同认可的一种准则。有了这种准则,人们会在各种活动中形成一种默契,共同遵守。高校是学问之地、育人之所,教书育人理当至高无上。但是,行政化的长期存在,使一些教职人员不是将精力集中在教学或科研上,而是唯领导马首是瞻,深信与领导关系的亲疏远近远比教书育人更加具有实效性。在这样的氛围中,有学问抵不过有背景,教好学生抵不过搞好关系,有背景又能搞好关系的人,远比没背景埋头做学问的人吃香。

   其次是学风。学风是高校师生在治学精神、态度和方法等方面所形成的风气,决定着一所高校教学和科研水平的虚与实。高校的学风如何主要通过师生来表现,因此,知名大学的通常做法是确定崇高的目标,作为引导师生的座右铭。哈佛大学的校训是“真理”,牛津大学的校训是“信仰与科学”,这样的办学理念使前者成为世界上获诺贝尔奖最多的高校,后者先后培养出600余名院士及各领域里的大师级人才。不同的学风也导致不同的就业理念。

   据有关方面统计,在美国,只有3%的大学生愿意考公务员;在英国,公务员在大学生眼中是20个被厌恶的职业之一;而在中国,愿意考公务员的大学生竟达76.5%。我们无意贬低公务员这种职业,况且造成报考公务员热度不减的原因也很多,然而,我们无法否认这样一种可能:在行政化的浸染下,中国大学生在学校的时候,其“精神、态度和方法”就在耳濡目染中,养成了更适合搞行政工作的基本素质。

   再次是做风。“做风”与“作风”仅一字之差,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内涵:按惯常的解释,“作风”是指“工作和生活上一贯表现的态度、行为”;“做风”是本人用来专指一些高校在行政化的管理体制中形成的潜规则。比如说,在用人、提拔和职称评审中,领导授意往往可以超越制度;只要有一定的背景,没有教学和科研经历,也能戴上博导的头衔;只要关系疏通得好,长年不上课仍然可以拿工资……这些常人几乎不可想象,甚至瞠目结舌的事情,却是一些高校无人撼动的事实。原因很简单,作为下属只能以服从为己任,按照领导的指令办事。这是行政化以后高校存在的一种现象。

   中国历史上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于至善”的古训。尽管这里所说的“大学”并不专指学校,但是“明德”、“至善”一直是教育家追求的至高境界。为了达到这一境界,他们都表现出来高远的立意。陈寅恪提出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时力推“学术”与“自由”之风,其立意均在于为培养人才而创造一种有容乃大的氛围。比较之下,行政化确实狭隘了高校的办学眼光,也异化着人才培养的宗旨,为一些人专权谋利提供了机会。

   2005年,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曾提出这样的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据说有关领导后来就这个问题向国内最有名的六所大学校长请教,得到了诸如没有氛围,没有火候,没人带头等答案。9年过去了,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假设当年不是问道于校长,而是问道于教师,得出的回答可能会更具体些,比如,树立学术尊严,淡化长官意志;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铲除特权;整肃教风学风,净化学术环境……这样的意见可能更加具有针对性,也更可操作。最重要的是,这种解决问题的出发点,摆脱了行政化的惯性,体现了对教师的尊重。(□文/祁嘉华: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教授、建筑文化研究所所长)

编辑:李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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