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无论是治“一时之弊”还是谋“系统重构”，均须坚守一点：“渐进式改革”绝不等于“折衷式改革”或“妥协式改革”。眼下我们更需要提倡的，也正是“系统性重构”的改革魄力和勇气。

　　日前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在论及财税体制改革时指出，财税体制改革不是解一时之弊，而是着眼长远机制的系统性重构，主要目的是明确事权、改革税制、稳定税负、透明预算、提高效率，加快形成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建立公平统一市场、有利于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现代财政制度。

　　“不是解一时之弊，而是系统性重构”，用这种系统化的思路统领财税体制改革，令人耳目一新且为之一振。治国好比当家，财税收支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支柱，因此财税改革牵涉面极广，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绝不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中央将财税工作放到全国一盘棋、改革一盘棋的大视野中，意欲用系统论的理念与大开大阖的气魄完成1994年税改以来的“半场改革”，其中有着有目共睹的现实针对性、发人深省的时代意义。

　　客观而言，我国的财税体制改革一直在摸索中前行，此前若干阶段的改革分别对国家整体改革起到推动作用，但也逐渐显露短板和掣肘，从地方政府滥施税收优惠，到各地各部门乱收费，再到“土地财政”积重难返，以及现在的地方债务问题，无不与财税体制的内在机理性缺陷息息相关。此外，目前中央与地方的分税，在省以下还存在混沌地带；中央向地方的转移支付有时缺乏效率；中央与地方在财权与事权上存在不匹配、不平等。因此，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将财税改革摆在重要位置，明确指出要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正如财政部长楼继伟所透露，未来财税改革设计中，将按照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要求，在转变政府职能、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边界的基础上，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事权与支出责任，适度加强中央政府事权和支出责任。纵观一系列改革思路，不难判断，未来将更加强调以财税体制为依托改善政府的治理能力、凸显公共财政的公共服务职能，从而契合现代财政制度的“现代”之义。

　　“一时之弊”与“系统重构”的辩证统一关系还带给我们更多启示。奉行无为而治的治国信条，早被时代证明不合时宜，与现代国家治理要求脱节甚远。因此，“有形之手”与“无形之手”要各司其职。对于政府而言，在改革遭遇“硬骨头”、必须“涉险滩”时，理应积极有为，做好“小政府+强政府”。而现实难题林林总总，必须分门别类、采取针对性举措。一些时候，现实倒逼之下，必须采取实事求是的务实态度，先治标后治本，“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比如眼下对反腐的指导思想便是如此。另一些时候，在涉及节点性、根源性、病理性的问题，则唯有治本，方可实现彻底治标，比如财税体制问题、行政性垄断行业的伪市场化、医疗与教育体制改革困局等等。锯箭疗法不仅于事无补，反而可能掩盖问题、拖延改革。

　　而无论是治“一时之弊”还是谋“系统重构”，均须坚守一点：“渐进式改革”绝不等于“折衷式改革”或“妥协式改革”。事实上，从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命题的高度来看，眼下我们更需要提倡的，也正是“系统性重构”的改革魄力和勇气。三十多年改革至今，大潮所至，浩浩汤汤，能改的都已经改了，剩下的几乎都是“水下堡垒”或“深水险滩”，特殊利益集团盘根错节、相互咬合。面对种种来自特殊利益集团的企图消解、对冲改革剑锋的“小动作”，更须明确“系统性重构”的整体思路，在稳妥可控的前提下，坚决从根子上挖出病灶、解开症结，彻底打破实质性改革所面临的僵持格局。(徐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