赶上了文化发展的“史上最好时期”，同时也不得不面对文化“成长的烦恼”，在人民出版社近日推出的《文化热点面对面》一书中，文化部部长蔡武直指要害，行政权力对艺术的发展不要过多干预，才能促使文艺大师的涌现。（3月24日《京华时报》）

　　从新闻上看，文化部长对于行政权力不应过于干预艺术颇为认可，这表明在如何创造条件孕育大师方面，其实官方与民间并无过多分歧，只是就现实而言，从认识到实践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钱学森弥留之际留下的追问——中国为什么难以诞生大师，见诸公共舆论场已有数年，相关文化领域的配套改革仍拘泥不前，这表明在文化领域想要进行改革，除了需要突破观念性障碍取得更多共识外，还需要更加大胆地突破既得利益障碍。

　　当然，文化高雅而高贵，说其存在利益障碍，一时恐难令人接受。但当这个社会的经济机制全盘进入市场经济后，文化领域事实上很难孤芳自赏，自成体系。它必然要按市场经济的规律出牌，只是由于文化管理体系并未跟上时代步伐，在新经济体系下所产生的文化利润，容易激化管理者的异变情绪，孕育出权力与文化的暧昧怪胎，助长部门利益的生存空间，这就使得少数文化管理者很难有主动放下行政审批权的勇气。

　　破除这样的利益障碍，必须理清权力与文化的关系。按照制度文明的概念，权力之于文化的关系，不应是高高在上的管理与被管理，而应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一年两万首歌曲，脍炙人口的寥寥无几。数以万计的文化节目，能走出去的屈指可数。文化高产低质的背后，是市场对选题的跟风，更是市场围绕权力指挥棒的结果。欲从文化高产大国成为真正的文化大国，需要相关层面有更多的文化自信，斩断权力与文化的暧昧纠葛，推动行政权力回归服务者角色，为文化的繁荣搞好服务，创造更多的利好条件。比如“将政府的评奖压缩到最低限度”、“积极推动国家文化荣誉制度出台”等。

　　权力对文化进行管理是必要的，只是这种管理应该建有权力清单，有章可循，公开透明。当行政权力处于自我魅化的状态时，破除利益障碍是艰难的，因为信息不对等，对于来自权力的干预，普通人很难进行是否符合程序的判断。只有文化市场主体，知道哪些权力属于哪些部门，哪些能管，哪些不能管，其对于权力的过多干预，才能形成一种有效的监督力量，才能使那些假“正义”之名谋个人私利者难以遁形，而这必然改变目前依靠模仿跟风成功选题探知底线的局面，自然会激活文化创造热情，推动文化的繁荣。也就是文化部长蔡武所说，“标准定好了，观念转变了，文化艺术的大师就在眼前”。（杨兴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