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贿人民币超过千万元，这样的贪腐数字如今已不再惊人了。但这一数字放在区一级的教育局长、文化局长身上，还是不免令人诧异，因为文化教育部门过去通常被视为“清水衙门”。而就在这个“清水衙门”里，出现了一个千万级别的贪腐局长。

　　据羊城晚报昨天报道，李伟明在担任广州市天河区教育局局长、天河区文化局局长和天河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局长期间，共受贿人民币逾1230万元、港币10万元。

　　在教育局长任上，李伟明主要通过“出租”教育配套权力给地产商而得利。他只是把一个初中部放在一个开发商的楼盘内，就一举获得一套价值296万余元的房屋；他帮助二三十个朋友、亲戚的子女解决读书问题，又轻松得到200多万元的“回报”。

　　李伟明不会错过任何把权力变现为个人资产的机会。他管辖下的学校建筑、维修工程、教育预留用地、酒店娱乐经营许可证以及牌照变更等等，都为他带来大笔的收益。

　　从庭审报道里，我们看到李伟明在出租权力时都一帆风顺，很少遇到障碍。我们知道，无论是教育局、文化局还是文广新局，照例都会有若干副局长，都会有书记副书记，还会有纪检部门，但在做教育资源配套、教育预留用地、经营牌照变更等决定时，局长为什么能这样“如入无人之境”？难道局长身边的人都像时间那样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其实他们哪儿都没去，上下前后左右的人一个都不少，但掌握一方大权的人往往不会让旁人染指实权。按照人的天性，多数人都希望能够独享权力的盛宴，只是在酒足饭饱之后，才可能让渡权力的零头。副职们知道，既然胳膊扭不过大腿，那么与其与正职强求分享，不如做个顺从的配合者，至少做个沉默者，这样才有机会获得权力“零头”。

　　一个独揽大权一言九鼎的掌权者，配以不敢也无法与之抗衡的身边人，又没有来自外部监督制约的权力架构，这造就了一片平整无障的权力旷野，让掌权者能够在旷野里信马由缰自由驰骋。

　　在一般情况下，你得到的越多，就会有越多的人在鞍前马后为你保驾护航。李伟明通过出租权力获取如此之多的钱财，肯定会有人知道其中的秘密，肯定会有看不下去的人，但他贪到一千多万才被发现，会不会也有暗中保护人？

　　李伟明被判无期徒刑之后，曾与他共事的天河教育局某工作人员对记者说：“李伟明今天的结果，其实都是学位房惹的祸。”

　　是的，在教育资源分配失衡时，学位房自然就“钱”途无限，而李伟明恰好掌握了学位房安排配套的生杀予夺大权。这种大权让他致富有期，最后也让他坐牢无期。从表面上看，好像成也学位房，败也学位房。

　　但像李伟明这样“干一行贪一行”的人，在不当教育局局长改做文化局长和文广新局长而没有学位房之后，照样可以利用变更经营牌照的权力寻租获利。

　　这说明学位房是李伟明走上职务犯罪的诱因，但不是唯一的诱因，更不是惹祸的根本原因，根本的原因还是让权力有放纵机会的机制。

　　权力寻租既是馅饼也是陷阱。假如我们对“馅饼”设置足够的篱笆，让掌权者无法轻易偷食，并让他们看到足够的风险，而不是只见馅饼不见陷阱，那么掌权者就不敢轻易萌生贪腐念头，也无法如愿完成贪腐行动。（何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