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人民满意的教育，既是政府对人民的承诺，也是政府治理教育的宗旨。

　　何为人民满意的教育？人民对教育的期待是“有学上，有好学上”，在解决“上学难”之后，难点在于“上好学”。如何理解“好”？有两个要点，一是好的学习过程，二是好的教育产出。既学得愉快，又学有所获、学有所成。

　　这样的期待对应着教育的两个基本功能：培育功能与筛选功能，即育人与择人。传统上，育人与择人里外一体，互为因果，育人集中在学校场域内部，择人聚焦于学校与社会的互动环节——入口与出端。育人指因材施教，教育促进人的身心发展，使其获得相应的动机与态度，知识与技能。在现代社会，教育符号也即文凭与学历是一种重要的文化货币，手持符号资本，可进入相应职业群体、身份团体与社会位置，譬如，凭借医学博士文凭，可成为医生。此为教育的筛选功能，亦被喻为人才的分类编码场，如同公共汽车总站，目的地不同的人选择不同的路线、乘坐不同的车辆，到达不同的地方。筛选表现为不同学校的培养目标与人才定位，围绕筛选，各级各类的学校教育由此建立，各安其位，各尽其责——整个教育系统功能运作正常且高效，人民由此而满意。

　　然而，在当下的中国，在人民的教育期待中，筛选功能捆绑、扭曲了培育功能；为抚慰日渐焦虑的民意，教育行政部门又以育人或回避、或延迟筛选。客观地说，在人民的教育期待面前，教育行政权力并不自以为是，也非故步自封，而表现出谦和真诚、从善如流，该出手时也能重典治乱，干预有力。人民对教育更满意了吗？

　　人民的教育意愿常是矛盾的。一方面，家长和教育者们几乎都是天然的人本主义者，关爱孩子，尊重儿童，应试教育下的学业负担过重曾被广为诟病，因应民心，“减负”成为教育行政部门的工作重点，小学生书包的重与轻、家庭作业时间的长与短、体育活动的多与少，成为评价一所学校好坏的显性指标。然而，学校减负了，校外培训机构笑了，因为他们的市场大了，生意多了。此“减”彼“增”意味着教育的育人与择人两大功能有了离奇的分离：过去，学校既培育亦筛选，只要在学校里学得好，就能考上好学校。然而在今天，筛选形式上由学校来完成，筛选的实质内容已由校外教育机构去培训。精英学校的学额是有限且高竞争的，于是，竞争移步于校园之外，在课余、在周末，在一个个培训班、补习班的辗转中，在奥数、英语、书法、钢琴、黑管等各种考或不考的技艺与特长的培训中。

　　温情的人本主义者此刻已成为急躁的功利主义者，家长们不心疼孩子吗？不懂拔苗助长的道理吗？“不能输在起跑线上”，既是培训机构蛊惑人心的广告词，也是家长们彼此绑架、推高投入的心魔。症结在哪呢？症结在“择校”，在于将“上好学”等同于“上名校”，症结的更深处在于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新近，教育部推行“小升初新政”，旨在破解择校难题，促进教育公平。如果能按预期实施，人民会对教育更满意吗？

　　新政后逻辑是“限制”择校，以校际之间均衡发展来回避筛选。然而，教育的筛选功能可以回避吗？筛选不仅发生在教育系统内部的不同层级的学校之间，如中考与高考环节，筛选的核心在于社会结构所赋予教育符号资本的价值。“减负”导致筛选功能溢出学校教育，“均衡”意在教育系统内部推迟筛选，试图将教育从考试中解放出来，为育人拓展空间，即强化培育功能，弱化筛选功能。在这样的民意期待与行政干预后，适应此种教育系统的社会应是一个扁平且充满弹性的结构，纵向分层不大、横向分类繁多，不同的职业群体社会地位差异不大，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与专长，灵活选择。也就是说，在这样的社会中，一个快乐的修鞋匠并不比政府官员缺少吸引力。

　　这是一个乌托邦吧？距离我们有多远？看看我们置身的社会，纵向分层主导、精英人数稀少，社会层级分明，教育的筛选功能可能弱化吗？借助教育通道，参与竞争，或者提升社会地位，或者防御代际之间地位下滑，是当下中国人与中国家庭可以选择的唯一路径。这是人民对教育的真实期待。在这样的民意下，教育已经不再是教育，教育是稀缺资源分配的代理机制。

　　民意一方面角逐稀缺、昂贵且交换价值高的教育符号——这必然是高筛选的产物；另一方面民意又力避教育排斥——教育筛选，教育公平就成为内涵复杂的诉求。教育的行政权力听懂了这复杂诉求的第一层含义，以“减负”来回避筛选，以“均衡”来延迟筛选。然而，没有了择人，育人能更好吗？回避筛选的教育，会是人民真正期待的教育吗？(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刘云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