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禁止早晚高峰使用“打车软件”之后，上海市有关部门要求打车软件与强生、大众、锦江、海博四家出租车公司的电调平台进行对接。某打车软件公司的高管称，某些电调平台已开始向打车软件公司“收租子”，而且要求他们“按单数进贡”。据了解，工信部已介入调查。（《中国青年报》3月20日）

　　嘀嘀打车、快的打车两大打车软件之间的烧钱血拼，大大提高了出租车的运行效率，出租车司机和乘客，毋庸置疑都是受益者。那些打车软件尚未进入的中小城市，出租车司机和乘客们无不带着羡慕的目光期盼它的到来。

　　当然，打车软件也不可能十全十美，一个是行车安全的问题，司机边开车边在手机上抢生意，的确存在安全隐患；另一个是乘客之间的公平问题，那些不会使用打车软件的人，站在路边可能打不到车。但这些问题不足以成为限制它们的理由。

　　一些政府部门以各种名义出台的监管措施，比如早晚高峰禁止使用，每车只能安装一个打车软件之类，明显有些干预过多。就像交通部部长杨传堂所言，电召服务是国外发达国家出租车行业普遍采用的服务方式，通过手机召车更加便捷，效率也很高。对手机召车软件，“总体上要支持和鼓励发展，对存在的问题要逐步调整和规范”。可是，一些地方政府的做法，显然不是“调整和规范”，而是赤裸裸地限制和设阻，等同于“私设行政许可”。现在，上海有关部门要求打车软件与本地四大电调平台对接，让电调平台按单分成，则有滥用权力之嫌。

　　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假借监管之名出台的种种限制举措，可能会给公众带来这样的感受：“凡是公众喜欢的，他们就反对”。出租车行业的“水”的确很深，要不然也不至于“躺着数钱”的出租车公司始终无法取消。面对打车软件的汹涌来袭，一些依法监管的说法，看上去像是要维护既得利益。出租车公司没能从打车软件中分羹，电调平台因此收入下滑，出租车管理部门大概也没拿到什么好处，这些是否才是强制收编打车软件的真正原因？

　　李克强总理说，“简政放权是激发市场活力、调动社会创造力的利器，是减少权力寻租、铲除腐败的釜底抽薪之策。”可是，无论打车软件还是互联网金融的遭遇，无不证明着简政放权之难。(舒圣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