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布了2014年版《人感染H7N9禽流感诊疗方案》。“方案”指出，禽流感病毒或通过接触病毒污染的环境传播至人，不排除有限的非持续的人传人。病毒潜伏期也由去年定义的一周缩短至3-4天，各地将按照新方案将H7N9禽流感病例密切接触者的隔离观察期缩短至4天。

　　对于“不排除有限的非持续的人传人”这种表达，大家能体谅管理机构的措辞谨慎和良苦用心，但是也对这种表达产生了困惑，感觉有些拗口，甚至是在玩文字游戏。尽管发布者对“有限的非持续的人传人”有解释，但是，如果改成“有可能人传人”，或“已出现少量的人传人”，传递的信息就非常清楚，公众也知道该如何行动和防范。然而，在躲躲闪闪，欲说还休的背后，产生的效果是，反而让公众无所适从。

　　疫情信息如何公布，以及如何防控疫情，表面上看是一个公共卫生危机的处理方式问题，但也是一个影响面十分广泛的社会问题。如果在这个问题上得不到改进和改善，2003年的“非典型性肺炎”（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危机可能还会出现。

　　对重大疫病、突发事件，战争、恐怖袭击及其他灾难等，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和政府都会有一套行之有效的防范与干预系统。这个系统的构成要素一般也大同小异，即监测、预警、干预(抢救、隔离、后勤供应、研究、提出新的和全面的应对措施)以及预后，包括疫病之后的心理危机干预和疏导。但是，不同国家和地区也有不同做法。例如，在疫情信息的发布上就有明显不同。

　　欧美等国紧急灾害事件应对特点是采取第一种做法，即趋向于提前预报，并且把问题和事态说得比实际上更为严重一些，而且监测人员都处于高度敏感状态，在干预危机上一般都尽量提前。这么做的原因在于，未雨绸缪，即便是稍有夸大，专业部门也要不厌其烦地向社会和公众预警，以求对疾病“先发制人”。

　　然而，中国的传统做法却有不同，一般是对疫情或灾害信息采取保密、控制的方式，或者说“内紧外松”的方式，这种做法的最大理由是，维护稳定，不要造成社会恐慌，甚至不要引起国际上的不良印象，当然，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所谓的“政绩”。但事实上，这样的做法适得其反。

　　2003年中国出现并可能爆发“非典型性肺炎”时，疫情发布采取的是隐瞒和缩小的传统做法。4月3日卫生部前部长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目前“非典型性肺炎”已经在中国得到控制，并提供了“非典型性肺炎”病例，承认北京有12例，死亡3例。但是，实际情况是仅仅是北京解放军309医院就已经收治了近40例“非典型性肺炎”病人。

　　当时的疫情信息发布为何要隐瞒真相呢？原因在于当时正在“两会”（人大和政协会议）期间，卫生部找了各医院的领导去开会，意思是北京已经有了此病，但作为纪律，不许宣传，要为开好“两会”创造安定的条件……众所周知，这种隐瞒为后来的疫情防治和控制造成了很大的被动。

　　当然，现在并非是说现在卫生计生委发布疫情还在走老路，但是，“不排除有限的非持续的人传人”这种表达方式还是让公众不清楚不明白疫情的真实情况。更让人担心的是，一些专家也出面表示，H7N9暂无人传人证据。其实，这种说法并不符合实际。

　　现在实际的情况是，在今年通报的病例中，萧山出现了家庭聚集性病例，一家三口中，丈夫、妻子和女儿相继感染并发病。尽管卫生部门尚未下定论，但一家三口患病的情况已经提示，H7N9有可能人传人。而更早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

　　2013年的5月，无锡一对父女先后死于H7N9禽流感。经临床医生诊断，女儿可能是在护理父亲时帮助清理其口腔中痰液，从而直接接触父亲的呼吸道分泌物，由此感染发病。这也证明，H7N9禽流感是可能人传人的。而且，此前中国农科院哈尔滨兽医研究所国家禽流感参考实验室主任陈化兰也在研究中发现，H7N9禽流感有可能人传人。

　　基于这些研究结果，完全可以如实告知公众，H7N9禽流感有可能人传人，但是，其危险性并不大，而且H7N9禽流感有可能在人际间传播，也只是局限于亲属，因为亲属之间有相同的基因和疾病易感性。而且，禽流感只是一种致命性并不强，威胁并不大的传染性疾病。如果做好一些简单的防范措施，如勤洗手、开窗、对禽类烹制熟透再吃等，是可以有效防御禽流感的。

　　因此，疫情防范的结果首先取决于疫情公布是否真实，在这一点上，真的要汲取2003年“非典型性肺炎”爆发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