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方面应选择近期的一些典型案例，认真追究各个环节的用人失察之责，也需要继续完善有关制度，让追责更加有法可依，使监督一目了然。

　　中共中央日前发布新规定，修订2002年颁布的《干部任用条例》，明确规定选拔任用党政领导干部时的“七大原则”、“以德为先”，并规定“用人失察追究党委领导责任”。

　　用人失察理应追责。修订之前的条例也明确提出，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制度。而新修订的条例在此一方面，则增加了更为详细的内容。不仅列出了各种适用责任追究制度的情况，如用人失察失误造成严重后果的等，而且也进一步明确了应当追究责任的主体，包括党委（党组）主要领导成员、有关领导成员、组织（人事）部门和纪检监察机关有关领导成员等。

　　从制度、条例上进一步明确用人失察的责任，对于优化干部选拔机制，严肃党纪，有积极意义。

　　而公众之所以关注对用人失察的追责，也是因为近年来官员“带病提拔”的案例屡见不鲜，而当初赏识提拔他们的“伯乐”鲜见被问责者。远的不说，去年年底落马的吉林省舒兰市原副市长韩迎新，2011年就因违法强拆被舆论关注，但她的仕途非但未受影响，之后还被提拔为常务副市长。去年被查处的原南京市长季建业，2004年被执行死刑的原安徽副省长王怀忠，都是“带病提拔”的典型。如果对用人失察的追责力度足够，相信这类奇葩事不会再肆意上演。

　　其实，早在汉代，中国法定的官员选拔制度“察举制”，就特别规定察举失实，主官需担责；北宋徽宗时，首辅蔡京曾改革科举，推行“八行取士”，同样规定了察举失实的追责问题。然而不论汉代或北宋，用人失察问题都很突出，以至于有“察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的讽刺民谣流传。

　　看似条例森严的制度，实则门禁稀疏，关键在于徒有“失察追责”这一纲领性、概念性的“总体框架”，却缺乏可操作的失察追责细则。

　　修订版的《干部任用条例》较2002年版，在用人失察追责方面，有巨大进展。但在细则、量化和责任界定等方面，仍有待详细说明。比如，如何算失察，失察到何等程度该承担何等责任，应有更加明确的规范方好切实贯彻执行。

　　另外，就是追责程序的公开、透明，同样重要。按照日前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向全国人大提交的报告，2008年1月至2013年8月期间，中国国内有近20万名涉嫌贪腐的官员被调查，其中148931人被定罪，这样多的贪腐官员走上领导岗位，其中有多少系失察提拔？这些失察者又有几人被追责？目前这些情况公众并不了解。

　　从严治吏，需要雷厉风行追究用人失察之责。现在，新的条例明确了责任主体，需要有关方面选择近期的一些典型案例，认真追究各个环节的用人失察之责，告别不痛不痒式追责，一追到底。另一方面，也需要继续完善有关制度，让追责更加有法可依，使监督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