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日前对国家工作人员因公出国“约法三章”，规定厅局级人员因公临时出国，原则上2年内不超过1次或1个任期内不超过2次；出访团组总人数不得超过6人，严禁组织“团外团”和携带配偶子女同行；正省级领导、副省长每年出访不超过1次……（中纪委网站12月23日）

　　上述“约法三章”中，不仅有次数、任期、职级的限制，还有团组人数的限定、包机与否的限定等，还特别强调，这一具体规定乃因公出国的最高限量，并不能曲解为可以享受的因公出国待遇，更不能据此要求轮流出国。

　　这样的规定显然触动了公众的敏感神经，一直以来，对于官员频频出国甚至变相公款旅游的行为，社会公众多有诟病，有关方面也曾出台了不少禁令，三令五申，但效果似乎并不明显，大量的公共财政资金就这样被众多官员开了洋荤。山东省这一规定，至少从“降低总量”、“减少财政支出”这一层面上讲，有着不容低估的价值。

　　不过，这样按照官员级别确定出国次数的规定，不免有“一刀切”的嫌疑。有网民就质疑，控制官员公款出国为何一定要规定次数？这样的限定会不会将那些“真实的需要”也一并砍掉？官员如果确实出于工作需要而要出国，则这样的“高压线”未免束缚了手脚，进而可能会因此影响工作；如果确实没有出国的必要，而只是因为这些官员达到了一定级别，则出去一次都嫌多，都是对公共资源的浪费。

　　山东省这次之所以不论“需要”、只讲“职级”来确定出国次数，恐怕也有其无奈之处——“需要”存在太大的弹性空间，不好掌握，难以认定，也会给一些官员预留下闪展腾挪的空间，而“职级”则是刚性的，简便易行，也不会出现太大偏差。这也暴露出权力运行过程中由来已久的“两难”困境。

　　这一“两难”困境并非完全无解，既然问题出现在权力运行过程中，则只能从约束权力上来破题。

　　首先，相关部门应清理各部门的“权力清单”，并据此来确定因公出国的需求，有些本来就属于外向型的职能部门，当然可以适当放宽出国次数和频率，决不能“一刀切”，而有些并不需要出国的部门，则可以“零”出国。

　　其次，各单位部门官员因公出国，要做到彻底的信息公开，出国的具体事由、经行线路，自然要事先向社会公开，归国之后更要公开具体花费，接受社会监督。这些信息不应该继续保密。惟有彻底地公开，方才有可能真正遏制住官员公款出国旅游的风气，而且还不至于影响“真实的需要”。(胡印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