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款吃喝，似乎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昨日浏览新闻，又看到两条相关消息：其一，北京开展公款吃喝检查，单笔餐费超过千元需自查上报。其二，北京部分酒楼为公款吃喝“隐身”，并分次开小额发票、改变开票类型方便报销。

　　将两条新闻联系起来读，颇觉荒诞滑稽。看起来，后者很不给面子，直接给前者制造了一个难堪。

　　说起来，公款吃喝东躲西藏地向“地下”转移这种现象，自中央“八项规定”出台以来，就开始了。主要形式包括：单位内部食堂升级、指定私密会所、舍近求远转向偏僻农庄，等等诸如此类。穷尽一切办法也要公款吃喝，表明公款吃喝的生命力，并不是许多人想象的那样已到穷途末路。

　　公款吃喝这个顽症是否不可救药，尚待观察，但论及监管，不得不说是薄弱依旧。直接证据便是：中央三令五申，甚至有些禁令是刚刚下发，但公款吃喝仍是变着戏法进行。那么，其中的症结到底在哪呢？

　　眼下这时代，大吃大喝按说在官商等群体中不该有那么大吸引力，许多官员甚至还把吃喝当成了负担。因此我以为，公款吃喝大概是官场中不可缺少的应酬。现实中，我们的公职人员晋升、调动、评比，离不开长官意志和同僚之间的相互关照，而根据中国人习惯，联系感情是离不开请客吃饭的。在官场应酬中，吃喝的花费不菲，自然都不情愿自掏腰包。

　　现实原因催生了官场中的请客吃饭，而财政审批的漏洞，则为公款埋单提供了方便。公款吃喝东躲西藏现象，表明中央层面的规制和媒体的监督等外部因素是管用的，问题更多还是在内部。这些内部问题体现在：没有在财政制度上给公款吃喝釜底抽薪；地方纪检派驻机构没有对所在单位尽到应有审查之职，对做假账缺乏较真精神。人们甚至有理由怀疑：执行监管之责的某些官员，有没有参与公款吃喝？公款吃喝的违规成本究竟有多大？为何鲜见官员因相关问题而受到足够严厉的处分？

　　综上所述，杜绝公款吃喝，财政断粮、行政问责都是必须严厉执行的事项，但也只能算是治标之策；而强化民意对官职的评价因素，才会在根本上遏制“三公消费”的冲动。(椿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