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周来，出现一场大范围的雾霾。从华北到东南沿海，甚至是西南，已有25个省份、100多座大中城市出现不同程度雾霾，覆盖将近一半的国土。弥漫在大地上的沉沉雾霾，无疑是对传统经济发展方式发出的红色警戒。

　　按专家解释，雾霾天气是由于高空较强的大气颗粒物污染传送、较多的二次污染人为排放、空气湿度相对饱和以及南方长时间的“静稳天气”等因素所致。但面对范围如此之广、持续时间如此之长的雾霾天气，这种解释显得有些苍白。

　　有人提出，雾霾天气是由于我国汽车超常规发展所致。目前全国有近8000万私家车保有量，汽车尾气排放无疑是大气污染的重要来源之一。还有人指责农民擅自焚烧麦秸秆、中国烟民数量太多，甚至饮食习惯等等。应该说，这些说法不是没有道理，但显然不是真理的全部。比如，在汽车保有量和人均拥有量均比中国高得多的美国、日本和不少欧洲国家，近年并未出现这样严重的雾霾。至于说烧麦秸秆、抽烟和用油炒菜，乃成百上千年的习惯，将这些因素归为雾霾元凶，显得很滑稽。

　　在我看来，大半个中国“沦陷”于雾霾，根源就在于经济发展方式长期转而不变，高投入、高污染、高排放、低效率的状况未能得到根本性扭转。在我国能源结构中，70%的能源靠烧煤获得，国四标准的汽油排放的硫污染是百万分之五十个单位，而标准煤的污染达到了百分之一到二个单位，烧煤的污染要比烧汽油高出200倍。而处处“开花”的造城运动，导致大面积国土裸露，不少工地上尘土飞扬。“高烧不退”的钢铁厂、化工厂等重化工业，都成了雾霾天气的诱因。

　　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迟缓的背后，隐藏着地方政府片面追求GDP规模和增速的政绩观。尽管中央三令五申要求转变发展方式，要求从追求经济增速和规模转向努力提高经济发展质量，但在唯GDP论驱使下，一些地方政府宁要速度不要质量的思维难以改变，成了环境污染日益加重的制度性原因。

　　要治理环境污染，先要治一些地方政府扭曲的政绩观，改变重数量轻质量的传统发展方式，如此，才能还民众一片蓝天，可持续发展才能水到渠成。（李长安/作者系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