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产税已写入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草稿”的说法，很快被辟谣，但有关遗产税的争议，仍然成为舆论热点。不能说它是“空穴来风”——早在2004年，就有课题组受国税总局委托，起草《遗产税暂行条例（草案）》，2010年又对其进行了修订，所谓80万元起征点的内容，就出自这个草案。今年初发布的《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也有“研究在适当时期开征遗产税问题”的提法。

　　这些似乎都说明，遗产税作为一种政策选项，已在考量之中。如同个税一样，遗产税可能对大多数人产生影响，它该不该征，如何征，起征点将是多少，也就备受注目。

　　支持者认为，开征遗产税，对整个社会具有积极意义，既能改变贫富悬殊的现状，又可以改变人们的财富观念，激发年轻一代的创业精神。社会财富分配的失衡，让人们对遗产税寄予厚望，很容易就以美国的遗产税为例，来论证其对消弥贫富差距的贡献——正是有了遗产税，美国的富人，比如比尔·盖茨，才会捐出大笔财产。

　　不过，遗产税对“公平”的贡献，基于这样的前提：

　　相关部门对个人财产状况清晰掌握。中国社会的一大现实是，灰色收入大量存在，即个人财产往往处于不透明状态。别的不说，以官员财产申报为例，其准确率能占到多大比例？“表哥”“房叔”的一再出现，至少说明，受到“监管”的官员财产，尚且是一笔糊涂账，遑论其他公民的个人财产？个人住房信息联网的迟迟不能实现，也印证了弄清楚个人财产有多难。

　　财产状况不清，就会使得一大批人（他们往往非富即贵）“成功”逃脱纳税。其结果，会像个税一样，让遗产税成为“工薪税”。所谓的“劫富”，也就是一种幻觉。真正的富人，完全可以移民或将财产转移至没有遗产税的国家，如此一来，还有多少公平可言？遗产税又如何能实现收入的再分配？

　　还有，起征点定在多少合适？巨大的经济发展差异，意味着相同的起征点在不同地区，有着先天的“不公平”性。房产如何计算？两代人辛辛苦苦买一套房，好不容易还清了贷款，房价也上涨了，超过了遗产税的起征点，要缴税了，算不算“劫贫”？

　　或许这些都是外行意见，却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民众的疑虑，另有一些事实也需要提及：

　　各国政府开征遗产税，多出于财税上的考虑。比如，澳大利亚与美国皆在一战时开征遗产税，以补益战时开销。

　　开征遗产税或遗产税税率较高的国家和地区，与不开征或税率较低的国家和地区相比，总是处于不利地位，其实施的效果并不理想。

　　自1978年澳大利亚成为首个取消遗产税的发达国家后，在税务竞争的压力之下，多个国家和地区纷纷步其后尘。30年来，有20多个国家与地区取消了遗产税。

　　香港地区于2006年取消遗产税后，虽然政府的税收略有减小，但境外投资的流入，增加了香港经济的活力，也为港人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

　　有关税收的愿景（比如“劫富济贫”）和税收的最终结果（比如工薪阶层承担主要税负）时常矛盾。遗产税的微妙在于，它既迎合了人们对减少贫富差距的“公平”想象，又满足了政府增加税收的需求——这是开征遗产税的一个不便“宣扬”的重要理由。

　　经济学家周其仁先生曾经说：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我有一个经验，就是不要轻易去提加税的建议。因为这个建议很容易被政府采纳，政府最容易听的意见就是加税的意见。只加不减怎么调整国民收入分配？讲了很多年国民收入分配当中居民比例低，但是加税很容易变成政策，减税非常困难。政府出台加税政策的同时，告诉你在其他领域怎么减税，这才可以使得总体税负在国民所得中居于恰当位置。

　　遗产税的主要功用不该是增加政府税收，真想让它达到“公平”预期，就必须审慎考虑社会现实及他国经验。匆忙出台，只会增加新的不公。(冯雪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