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宁市城市公共汽车客运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近日出炉，其中明确：拒绝给老弱病残孕让座，经劝阻仍不改正的，驾驶员、乘务员可拒绝为其提供营运服务。这意味着，拒不给特定的人让座，就要被赶下车。意见稿一出，遭到诸多质疑。（9月27日《人民日报》）

　　应该说，南宁的这条规定，初衷虽好，但恐怕利少弊多。

　　先说可操作性。若立法规定了不给老弱病残孕让座可被强令下车，可乘客就是不下咋办？再立法赋予驾驶员、乘务员警察般的强制执法权？若没有执法权，动辄就往派出所拉？这样的立法，让平等主体的经营者和乘客之间为让座的问题而彼此对立起来，等于立法在制造矛盾和纠纷，并危及一车人的安全，根本不具有可操作性。

　　再说地方立法规定强制给老弱病残孕让座，同国家法律的冲突。《合同法》规定，从事公共运输的承运人不得拒绝旅客通常、合理的运输要求。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不得拒载”。这是法律通过强制性规定来保障乘客实现出行目的的重要规范，是乘客的基本权利，也是承运人的重要义务。

　　其实，“给老弱病残孕让座”，根本不该上升为立法。

　　法律格言有云，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这说明，道德与法律没有截然的界限。诚实守信、夫妻忠诚等道德规范，现在都上升为法律原则了。尊老爱幼历来是重要的道德规范，该道德规范在“必要”和可“能的”条件下也是可以施以法律的保障的。

　　住建部的《城市公共汽电车客运管理办法》规定，城市公共汽电车经营者应当在客运车辆内设置老、弱、病、残、孕专用座位。这就是在“必要”和“可能”时，为道德加上法律的保险。尊老爱幼须体现在具体的行动上，这就是“必要”；在客运车辆内设置专用座位，有便于在法律上控制和操作的客观判断标准，这就是“可能”，有这两个基础，才能上升法律规范。

　　相反，即使有“必要”，但缺乏客观判断标准，在法律上无控制和操作的“可能”，也不能上升为立法。“给老弱病残孕者让座”，也很有“必要”，但驾驶员、乘务员无法短时间内判断出坐专用座位者是否也是孕妇，是否也生病等，现实生活是复杂的，对于谁是否该让座，很难做到客观地控制和操作的“可能”，这种情况下，立法就不应介入。（刘昌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