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很多人预料的那样，备受关注的北京大兴摔死女童案一审宣判，北京市一中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主犯韩磊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意料之中的死刑判决，在给受害人家属带去一点点慰藉之后，留给大众的却是更多的痛楚与无奈。

　　现代社会，死刑是一个争议颇多的话题。对极端恶劣的犯罪分子判处死刑，最直接的功能仍在于对同态复仇的心理慰藉，它让受害人及其亲属得到一时的精神补偿，但暴力犯罪所撕裂的伤痕却并未得到有效的医治，甚至因为犯罪造成的物质上的损失有时都难以弥补。从死刑的局限性来看，摔童案的死刑判决，虽然与舆论的期待相吻合，也满足了受害人的心理诉求，但因此造成的社会裂痕，却无法在司法裁判中得到修复。

　　如果把犯罪现象当做是对正常社会关系的破坏，那么对犯罪的司法追究有时并不能完成对犯罪后果的救赎，它甚至在某种意义上造成另一种社会创伤。摔童案中，单纯的司法评判只会考虑被告人是否意识清醒，主观上是否知道所摔的是孩子；至于被告人为何如此泯灭人性地暴力行凶，法院在判决中所形容的四个“极”字的犯罪恶性从何而来，这样的社会暴戾之气又该如何消解，法官无能为力作出回答。一纸死刑判决在肉体上清除了某个暴力犯罪的主体，却无法从根源上探寻此类暴力犯罪的社会原因，并开出有针对性的药方。

　　所以说，即便各方都对摔童案的判决结果表示认同，也不能终止我们对极端暴力犯罪根源的追问。而剖析每一桩悲案的发生逻辑，表面上都有犯罪个体的心理因素，但更深层面则反射出我们所赖以生活的这个社会，缺乏对类似犯罪个体充分的关注和包容，缺乏对个体极端暴力心理的疏导和矫治。客观上分析，每个正常的社会都存在一定量不正常的人，他们构成了社会所应当特别帮扶的对象，如果不能及时通过一定的社会机制，将他们引导到正常的生活轨道，这些人便很容易成为我们身边的“定时炸弹”。

　　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社会上客观存在的一些“病人”如果长期得不到救治，那些原本不具有多少犯罪倾向的人就可能滑向暴力犯罪的深渊。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每一个向往社会安定的人，都是社会本身；我们对待身边人尤其是那些“看不顺眼”的人的态度，就构成了一种看不见的社会机制；而我们从暴力犯罪中所遭受到的伤害，也都最终与我们如何创造一个和谐的社会息息相关。（傅达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