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期刊登的几篇读者来信,反映出城镇化进程中农民的利益诉求得不到保护和支持的突出问题。
看着手头上这么多的来稿来信,再结合平时采访中接触到的一个个生动的事实,类似农民“被上楼”、“被进城”的情况,还相当普遍地存在着;视“大手笔”为魄力、以“搞得定”为能力的强势思维,还相当顽固地存在着。因此,在一些地方,新房子盖起来了,新城区建起来了,城镇居民人口增加了,从统计数据上看,城镇化率又提高了若干百分点。但是,如果群众不舒心乐意、不觉得更加幸福,那么,指挥棒、铲车、压路机强势推进下的城镇化,势必造成许多负面效应、掩盖许多长远矛盾。
政府下大决心、花大气力去推动的事业,有时候为什么出力不讨好、群众不买账呢?
还是听听他们的意见吧。内蒙古察右中旗的农民虽被迁进城,但生活未进城,城市用水、取暖、吃饭,生活成本样样高过预期,于是各家各户在楼房内烧炉子,出现了“四处冒烟的楼房”;江苏射阳读者说,政府催促农民搞土地流转、进城打工,可是有的农民进城后遭遇下岗,觉得还是在农村种地安稳,他们希望有一个自由选择的空间;浙江桐乡“姑妈”和湖南长沙“舅舅”的心病是,原本稳定可靠的收入渠道掐断了,到了城里后又就业无门,闲得发慌。
说到底,就是安居乐业的问题。古今中外,不分民族地域,安居乐业都是一幅和谐的图景。安居,不仅要有地方住,还得住得踏实;乐业,不仅要有稳定的就业,还得有持续可靠的收入。这样,对自己的明天、对子女的未来才有一个亮堂的、美好的预期。
然而,对于绝大多数进城农民而言,安居的基础是乐业,乐业的依托是产业。因此,实施城镇化战略,首要的不是盘算“地”的事情,而是琢磨“人”的事情。到2020年我国实现全面小康的时候,将有上亿农村人口转入城镇。分散到各具体的城镇,怎样规划壮大自身的优势产业?怎样保障城镇转入人口的社会福利?怎样完善城镇的服务功能?这些才是决策和施政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中国经济列车持续高速运行了30多年,现在,片面强调GDP已经没有市场,淡化政府GDP指标考核的呼声越来越高。那么,在新一轮城镇化过程中,会不会冒出新的考核指标?会不会有各类工程的“跳远竞赛”和城镇化率的“跳高PK”?不能排除这种担忧。
“干活不由东,累死也无功”。人民政府的东家,是人民群众;搞城镇化,最大的东家就是进城农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持续稳定发展,农民的生产生活水平跨越了几个大的台阶,大部分地区基本实现了小康。实施城镇化战略,顺应了广大农民、尤其是新一代农民的新期待,也是我国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全面小康的“惊险一跳”。这一跳,成绩好坏,关键是农民认不认可、高不高兴。每一项政策、每一套规划,都必须面对一个个家庭。一下子让所有人都满意,这不现实,出现个别矛盾也正常。但是,一些地方如果矛盾此起彼伏乃至怨声载道,就应当反思政策实施的时机、力度和效果,反思政策实施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不是把进城农民的利益考虑充分了?城乡居民生活是不是更美好了?
让农民高高兴兴进城,才是好的城镇化。决策者和施策者都要走到群众中去,多征集民意,真心实意做农民进城的帮手,而不是站在群众之外,高高在上,伸出巨大的主观的推手。(张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