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着眼于供给侧，重视微观主体的税收激励，实施减税以及税制改革，增强微观主体供给能力，鼓励技术创新，发挥生产率对提升总供给的根本作用，以真正释放生产力。
中国经济到底面临需求约束，还是供给约束，这是一个根本性问题。
一般来讲，经济增长有两种机制在发挥作用，即微观增加供给的增长机制和宏观扩大需求的增长机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增长中枢下移，经济增长低于趋势增长率将成为“新常态”，各国政府的普遍思路是如何扩大需求以拉动经济增长，也即经济学中常说的“需求管理”。
事实上，近几十年来，需求管理的思想一直被全球大多数国家政府所追捧。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后，随着西方发达国家普遍进入大规模工业化阶段，生产供给极大丰富，工业化的大规模供给和人们需求的有限性之间产生了不可弥合的矛盾，并最终导致西方世界的“经济大萧条”。
因此，主张通过需求管理和政府干预的凯恩斯理论因危机而生，并通过美国罗斯福向西方乃至全球推广。此后，反危机时期的短期需求管理政策越来越成为长期的政府政策，全球主要国家开始全面实施政府干预经济政策，由此，实现经济增长的机制发生了重大的调整，经济增长不再只是微观增加生产要素和提高要素效率的问题，从宏观经济层面上扩大出口，增加消费和投资成为主导增长模式。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为刺激有效需求不足，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政府更是把短期的需求管理政策常态化、普遍化和长期化。然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不尽相同，发达国家更多是需求约束，而发展中国家并非有效需求不足，更多是供给约束下的潜在经济增长率放缓，中国尤其如此。
事实上，当前中国最大的约束并非需求约束而是供给约束，也即人口红利减少、生产要素成本上升、全要素生产率滞后带来的问题。因此不能只拘于短期需求，更要放眼于长期供给，因为长期供给才是决定一国潜在增长轨迹的关键。从当前“调结构”的政策思路上看，在“出口—投资—消费”之间找平衡，探讨的都是总需求概念，而供给硬约束才是本轮经济回调的最重要因素。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政策的重心在于实行需求管理的反周期政策。全球性金融危机之后，我国再次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期间虽然考虑到启动消费需求和结构性调整等新手段的运用，政府支出计划有所调整，但总体上仍然属于需求管理的传统思路。
传统的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的目标都是通过调节商品或货币市场均衡条件推动总需求曲线向右移动，以达到更高的均衡产出点，但代价是不断推高价格总水平，甚至带来通胀问题。提高均衡产出固然可以移动总供给曲线，但结果却是产品价格水平的降低和要素生产效率的改善。
因此，着眼于供给侧，重视微观主体的税收激励，实施减税以及税制改革，增强微观主体供给能力，鼓励技术创新，发挥生产率对提升总供给的根本作用，才能打破影响中国经济的供给约束，真正释放生产力。（张茉楠 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世界经济研究室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