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0日，教育部在官方网站发布紧急通报，要求各地全面做好防止学生溺水的各项工作。通报称，仅今年6月9日这一天，就有16名学生溺水死亡：山东莱芜市莱城区杨庄中学7名初三学生结伴游泳时溺水身亡；湖南邵阳市隆回县桃洪镇文昌村5名小学生在游泳时溺水身亡；黑龙江哈尔滨市呼兰区方台镇7名学生在松花江边游玩时，4人溺水身亡。
我国每年都发生大量的中小学生溺水死亡事件，这些事件如果没有人为责任，其处理方式往往差不多，提得最多的是加强教育。教育部在此次发布的通报中，就要求家长、学校在暑期、节假日、周末和放学后加强对学生的安全教育和监管，增加安全防范措施。
各方教育防范溺亡事件的思路固然不错，但我们更应注意到，这些溺水死亡的孩子多数来自农村家庭，尤其以留守儿童居多。在这些大量发生的学生溺水死亡事件背后，其实存在着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结构性问题，即农村留守儿童问题。
在很多农村，留守儿童们多数与祖父母一起生活，但老人们的身体和意识上已经老化，往往无法很好地完成照顾和教育留守儿童的义务。家长们也希望能够陪伴孩子成长，为孩子的安全保驾护航，但迫于现实生存的压力，绝大多数青壮年都会选择外出打工，一旦发生突发事故，甚至整个村子都没有青壮年能够应对。5月14日，发生在江西宜春的5名儿童溺亡事件就是典型，据媒体报道，事发之后，儿童的祖父母全村找人营救，竟然没有找到一个年轻人。
2011年，笔者在基层政府挂职时，也曾参与处理过一起学生溺亡事件。当时，在广东西江流域山区的一个县，3天内发生两起学生溺亡事件，共死亡7人。事发现场是一条没有任何安全提醒标识的偏僻河流，7名学生都是农村初中生和小学生。由于事发时正值暑假，当地教育部门和所属学校之前也做了预防溺水的宣传工作，几乎没有任何法律责任。笔者追问当地镇政府，为什么没有在这些山区河流设置危险标识。得到的回答是：成本太大，而且山区河流太多，无法一一兼顾。这件事最后被鉴定为意外事故，没有任何人为之负责。
溺水事件之后，我在当地学校找到了那些学生在暑假前签署的学校用以提醒安全的《致家长的一封信》。这封信必须要学生和监护人同时签字，但我发现签字的监护人多数并非学生父母，而是学生的祖辈——这7名溺亡学生中有6名属于留守儿童。
从教育学的研究来看，父母长期不在身边对孩子成长的各方面都会造成负面影响。溺水死亡虽然是偶然事件，但如果父母长期在孩子身边，教育和防范措施就能够做得更到位，也许悲剧就能够减少许多。但现在的问题是，单靠农业收入已经很难维持农村家庭的教育和生活支出，越来越多的农村人不得不背井离乡，留守儿童问题也一年比一年突出。
留守儿童，是那些不得不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家庭的心头之痛；农村空巢，带来的问题不仅仅是儿童溺亡问题，还有儿童的心理成长、教育等诸多问题。中国大规模的城镇化和农民工大迁徙，给中国经济的发展创造了福祉，但与此同时，全国两亿五千万农民工、六千万左右留守儿童和他们年迈的祖辈，正陷入经济发展的结构性裂缝和家庭撕裂的焦虑感中。这种转型之痛，事关中国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不应当全部由他们承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