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1年1年时间内,茅台酒在中国国内的销售额达到177.61亿元,这是一个什么概念?这意味着中国人喝茅台一年花了近178亿元。那么,中国人喝茅台一年花了近178亿元,这又是一个什么概念?当然,有必要加以解释的就是,此所谓“中国人”,几乎仅局限在能够用公款消费茅台的少部分人。如此,即使不以接近100%公款消费茅台的比例计算,而仅以90%的比例计算,其概念就是,仅喝茅台酒一项,在2011年,公款花费的规模就达到了160多亿元。如果加上其他名贵酒类的花费,公款吃喝仅花在白酒上的开支,保守的估计,1年轻易就可超过200亿元。
在此,人们应该感谢茅台的业绩年报。这个年报,以人们熟知的数字形式,让人们得以窥见和推算公款吃喝的规模,给了人们数目字的概念。曾有消息称,中国每年在公款消费中的用酒量,相当于几个颐和园中的昆明湖的水量之和,可谓“喝酒猛于湖”。看了茅台的业绩年报,可以相信此言不虚。自然,这又以形象化的比喻,让人们对参与公款吃喝之人的肚量有了容积上的概念。
也许是巧合,也是在昨天,有媒体报道了与茅台酒厂同处贵州的水城县营盘乡的几十名学生每天要滑索过百米深渊求学的事。学生们每日以生命为代价的求学之路被拍成视频发布到互联网上,在短短7个小时内就被点播了近50万次。然而,就是这个溜索,也是一个村民自拿1000元钱,而后又借来200元钱后,自己修建的。就是这条不值一瓶茅台酒钱的溜索,成了当地2000多村民的外出必经之路。
当然,茅台酒厂与营盘乡、茅台的业绩与营盘乡的现状之间,并无因果联系。甚至,即使把两者并列在一起,茅台酒厂也并没有义务去帮营盘乡修路架桥。不过,营盘乡溜索的视频,却恰使茅台的业绩衬映了用公款消费茅台者的道德窘境。与公款消费联系在一起,固然有茅台酒厂不可抗力的因素存在,但是,不论怎样,只要茅台的业绩是国家财政款项支撑的,这就足以让茅台这个百年品牌的白酒得羞取辱。
最近,贵州茅台董事长曾在媒体发文,自问茅台“这样一个纯粹的、带有厚重中国文化的产品,是否能在更广阔的世界赢得更广泛的尊重”。这个问题答案,其权威的出处,恐怕不是来自那些用公款喝茅台酒的人,而恰是来自中国的普通公众(参见光明网评论员文章《“茅台业绩是竞争最激烈市场创造的”吗?》)。如果茅台在中国都失去了公众的尊重,蚀掉了百年积攒下来的口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谈“是否能在更广阔的世界赢得更广泛的尊重”,这不是一个大笑话吗?
茅台现时的不幸,就在于其勃兴与人们日益增多的诟病公款吃喝的“口水”联系在了一起。说到底,如果让一个国家的公众在一个酒厂的兴衰,和国家官场和官德兴衰之间作选择,那么,稍有是非感的人,都不难在这两者间作出取舍。有了这样的背景,茅台的业绩好,就是公款消费的数额大。由此,从某种角度上甚至可以说,茅台的成功,就是吏治的失败。
面对茅台的好业绩,谁高兴得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