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分析师热衷于预测中国这轮通胀的拐点，这很大程度等价于预测“宽货币”的外部终结条件何时到来。因为从内部去逆转货币环境极其艰难。
这个外部条件来自发达经济体的通胀率。
一是石油价格的失控；二是新兴市场的通胀通过货币升值和国际贸易向其传递。
美国物价构成三分之二与劳动力成本相关，高失业率虽然抑制着工资的升幅，但还有三分之一的商品取自外部世界。过去两年中，全球食品价格上涨了40％，石油价格从60～70美元/桶上升到今天120美元/桶。新兴市场国家的资产价格却剧烈飙升，通胀预期急剧恶化（譬如当下的印度）。
英国2月份的物价环比年化率已经达到了4.4％，美国是1.6％，“蝴蝶的翅膀”已经开始煽动。这被观察家视为美联储和发达经济体被动扣动升息扳机的条件。
但在我看来，发达经济体真正退出量化宽松的时点可能还有点远，其政府的债务困境决定了其中央银行必须（和必然）尽量保持低利率，以便减少政府还本付息的压力。
所以，如果外部条件不发生逆转，恐怕未来2到3年内，中国通胀率恐怕有的只是波动，而非真正意义上的拐点。换句话讲，通胀已成为一种长期压力。
因为3月份翘尾因素从2月份的2.5％大幅回升至3.2％，所以CPI达到5％以上的概率很高，4月初似乎又成为了市场预期的加息时间窗口。再展望4到7月份，翘尾因素在2.93％到3.55％之间，所以以上各月份CPI出现接近6％的数字，应是情理之中的事情。而后翘尾才开始逐月回落，到年底CPI有望回落至4％左右的水平。
如果宏观管理者认为保持经济中积极的真实利率水平，对于实现资产泡沫的“软着陆”、抑制长期通胀的压力不可或缺的话，那么利率有可能从目前水平再升息100bp（四次加息），从而使得一年期存款利率达到4％的水平，这样年底中国的真实利率有望转正。但从中长期看，这还远远不够，至少应升息200bp以上，因为中国过去十年平均真实利率水平是1.33％。
过去中央银行一直主要通过数量管制和微观管理（窗口指导）来控制信贷增长。它对于约束银行扩张有立竿见影的功效，但对于资金逃离银行，它显得意义全无。以2010年为例，全年新增人民币贷款7.95万亿元，同比少增1.65万亿元，但是实体经济通过银行承兑汇票和委托贷款从金融体系新增融资达3.47万亿元，占社会融资总量的24.2%，同比多增2.33万亿元。对于商业银行来讲，将闲余资金尽量用出去，既回避了规模限制，又增加了2到3个点的中间业务收入，这是很理性的选择。如此，银行体系外的信用供给总是在对冲体系内收缩。
中国抑制通胀的关键在于改变资金的流向，即希望资金能自主地向银行回归，央行用准备金“硬锁”显然是被动的。为保证商业银行正常流动性需求，央行被迫还得向公开市场逆回购放出冻结的货币。从去年11月16日央行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算起，在过去的五个多月时间内，全部金融机构存款增加1.7万亿，这期间央行上调准备金率6次，共计300个bp，冻结银行流动性2.1万亿，意味着这段时间金融机构增加的存款全部被冻结还不够，而银行还要发放贷款1.6万亿，最后央行公开市场操作的结果是净投放头寸高达1.1万亿。这等于将收缴的准备金的一半变相又归还了银行。
所以说，解决问题的症结在于抑制实体经济的旺盛需求，同时银行体系要能吸引资金回流银行，而不是逼着大量资金从体系内出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