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以食为天”在新时代已拓展了新含义，那就是得保障食品安全。连日来，两则“食品新闻”再现政府确保食品安全的强烈信号：一是全国人大正式启动食品安全执法检查；二是国务院印发《2011年食品安全重点工作安排》，严打食品安全违法违规行为，强调对6个重点品种综合治理。如果联系到最近的“瘦肉精”事件，再联想到之前的“毒奶粉”事件、“苏丹红”事件等，中国食品安全一直都在冲击着民众的“心理防线”，甚至还影响了国家形象。
频频发生的食品安全事故，让舆论的矛头一直指向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系，显示出对现有监管体系改革的势在必行。不可否认的是，发达国家食品安全监管体系的完善，同样建立在食品安全发生危机的基础之上。所谓“有毒食品”，在发达国家都曾有过触目惊心的案例，这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中外概莫能外。但纵深考察发达国家食品安全监管之历程并加以借鉴，或可避免再多走弯路，并利于中国食品安全监管体系的有效改革。
一般来说，发达国家食品安全最具代表性的监管模式有三种：一是政府部门按不同职能分别监管的模式（以美国为代表）；二是以一个部门为主协调监管的模式（以加拿大为代表）；三是独立机构负责监管的模式（以英国为代表）。中国的食品安全监管更类似美国，采取政府各个部门分别承担监管的方式。不得不承认的是，我国现有的食品安全监管模式，有不少优点，但在应对日趋复杂的食品安全事故时仍需完善。
欧美食品安全监管体系改革的历程表明，多部门分工监管的模式显然还停留在食品安全监管的初级阶段。分工联合型的监管体系，由于缺乏统一协调，会导致食品安全监管的不力、缺位、割裂、重复与冲突等诸多问题。上世纪90年代末，欧洲一度蔓延的“疯牛病”危机风波，迫使欧盟最终于2002年成立了欧洲食品安全局（FSA），统一管理欧盟所有与食品安全相关事务。在FSA的督导下，欧盟的一些成员国都调整了原有监管体制，将监管职能集中到一个部门。同样，基于对多部门分工监管弊端的充分认识，美国于1998年先后成立“食品传染疾病发生反应协调组”和“总统食品安全委员会”，强化了各个食品安全机构的协调与联络，实现了对食品安全监管体系的“纠偏”。
无独有偶，在食品安全监管问题上，日本也经历了由部分分工负责到一元化管理的转变。2003年5月，日本通过《食品安全基本法》，食品安全监管模式的最大变化，是设立食品安全委员会，结束了食品安全管理“各自为政”的局面，实现了食品安全一元化领导的体制。很显然，所谓发达国家食品安全监管的“三种模式”，实则都在相互吸收与借鉴，显示出全球食品安全监管体系设置由分散到统一、最终实现“一体化监管”的发展趋势。
对中国来说，在现有规章的基础上确保食品监管的到位而不缺位、有力而不推诿、高效而不滞后，必须精简监管机构，建立统领全局、统管食品安全监管的机构，以期最终建立统一、高效、责任明确的监管体系。（毛玉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