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相继召开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纷纷透出“幸福”信号，构建幸福城市、提高国民幸福指数被各地列为主要奋斗目标。“幸福武汉”、“幸福沈阳”、“幸福广东”、“幸福山东”、“幸福重庆”……“幸福”概念广泛见诸媒体和网络，引起公众极大关注。（新华网2月14日）
“幸福××”的提出显然是一种理念上的进步，它意味着不少地方正从见物不见人的GDP崇拜，逐步向见物更见人的“以人为本”转变。不过，若要使其真正落地生根，恐怕绝非易事，因为一千个人心中就有一千个幸福的概念。很多时候，幸福就是相对的心理感受，正如范伟的经典台词：“我饿了，看见别人手里拿个肉包子，他就比我幸福；我冷了，看见别人穿了件厚棉袄，他就比我幸福；我想上茅房，就一个坑，你蹲那儿了，你就比我幸福。”这样看来，幸福并不像GDP那样容易量化。
但如果把幸福感的提升纳入施政目标中，政绩考核需要对幸福进行量化，而幸福本身又很难被量化，这很容易让人怀疑，一些地方虽有建设“幸福××”的良好意愿，但其会不会和民众的主观感受形成“一个目标，两种表述”的割裂呢？从自上而下的政绩考核的弊病来看，这样的担心绝非杞人忧天。现在就有一种倾向，认为只要富裕了，民众就幸福了。这等于把幸福矮化为财富指标。
两百多年前，法国作家沃维纳格曾说过：“给别人带来不幸的人有一个共同的借口，那就是他们的出发点是好的。”对于提升公众幸福感，如果政府和公众对幸福的理解有差异甚至有天壤之别，会不会出现政府所致力于提升的幸福，不过是强加于公众但实质上公众并不能感受到的“幸福”呢？虽有好的出发点，一些地方政府干了不少根本落不到出发点上的事情，提升幸福感的努力会不会也是同样的结果？
要解决这样的矛盾，其实没那么难。评判幸福固然很难，但评判不幸福却很容易。比如说，机会不公平就是一种不幸福，不能给人以稳定预期人就会有不幸福感，等等。我们不敢肯定什么是幸福，但我们肯定有能力消除这些不幸福因素。当越来越多的导致不幸福的因素被消灭，虽然我们可能依然无法断定什么是幸福，但可以肯定的是，幸福感必然会有所提升。
更重要的是，对幸福感的评判权要掌握在公众手中。虽然有评判权的公众不一定能说清楚什么是幸福，但如果公众手中的权利无法约束政府的权力，那公众一定不幸福。对于这一点，温家宝总理有深刻的阐述：“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我们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我们应该为人民谋利益并自觉接受人民的监督。群众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是衡量政府工作好坏的唯一标准。”提升公众的幸福感，恐怕也应遵循同样的道理。（志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