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日，河北农民工刘德军为讨回3200元工资，毅然喝下剧毒农药，目前已出现肺部功能衰竭、肾功能衰竭，医生称没有挽救的可能，而老板却称“要死赶紧死，死了我给双份钱”。对此，劳动监察保障大队答复“管不了”，派出所认定，“这不是刑事案件，不是公安机关管辖的案件。”（1月29日《京华时报》）
又是一起令人揪心的讨薪悲剧！日前，《人民日报》曾为农民工朋友发出“我们要站着把钱拿回来”的呼声，“站着把钱拿回来”，就是要让劳动者不牺牲人格尊严，不以健康和生命为代价，体面地获取劳动报酬。可检视这场讨薪悲剧，农民工“以死讨薪”，尚不能打动老板的蛇蝎心肠，而相关部门不是“管不了”，就是“不想管”。在这种逼仄的维权语境下，农民工要想“站着把钱拿回来”，谈何容易？
“要死赶紧死，死了我给双份钱。”类似狂语每每出现在弱势维权场面。前不久，河北承德66岁的农民王秀珍，因其家中拆迁之事向政府部门寻求帮助，好不容易见到镇党委书记史国忠，史国忠却说：“这我还管不了，一楼二楼别去啊，要去就去(跳)五楼。”——正所谓“昏官不畏民死，奈何民以死惧之？”权利博弈如此悬殊，仅凭个体维权的微薄之力，别说“站着把钱拿回来”，能“活着把钱拿回来”就不错了。
因此，要想让农民工“站着把钱拿回来”，还需要政府部门有所担当。而不能像玉田县劳动监察保障大队那样充当甩手掌柜，认为自己“管不了”，更不能像当地派出所那样推三阻四，认定“不是公安机关管辖的案件。”这样的回复不免让人心寒。严惩恶意欠薪，需要政府部门实实在在的作为，不能简单地发个文件，开个会议，搞个检查，走个过场。
让农民工“站着把钱拿回来”，还要想办法降低农民工维权的法律成本。许多农民工为何不愿意选择劳动监察、仲裁及诉讼等正当的维权方式，而是采取跳楼、堵路、爬塔吊、服毒等极端手段讨薪？我想，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法律维权成本太高。如果没有实实在在的法律援助，农民工矮化的权利就很难真正“站起来”，而“站着把钱拿回来”也只能成为一句空话。
时近年关，也许，还有许农民工朋友在等着要回他们的血汗钱回家过年。但愿，让农民工流汗流血又流泪的讨薪悲剧不再发生。毕竟，农民工不是《让子弹飞》中的“麻匪”，他们不可能拿手枪指着老板“站着拿钱”——可谁又能帮他们把钱要回来，而且是“站着把钱要回来”呢？让我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