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土资源部官员表示，今年将对初步拟定的约60个全国重点地区进行例行土地督察，目前已有20个县市一把手被约谈。（1月11日《广州日报》）
“约谈”制度建立于2007年，对“打击土地使用中的违法违规行为，保护群众根本利益”是否起到了作用呢？资料显示，过去一年当中，有74个城市2242个项目存在土地闲置问题，10899个项目存在非法占地问题。显然，土地违法案件并没有因为“约谈”而得到有效遏制。
既然“约谈”起不到作用，而《土地法》又对土地违法违规提供了十分明确的问责依据，哪个地方、哪个官员违反了这样的法律法规，直接“对号入座”就是了，为什么还要插上一个“约谈”制度呢？
建立“约谈”制度的目的，有“业内人士”是这样说的：“首先让问题浮出水面，其次是责任到人，要问得合理，让地方心服口服。”看起来像是要把执法、问责搞得更人性、更合理，但实际上是对违法官员的一种保护措施。因为，敢于违法的官员，显然充分“掂量”了后果，他们有出色的公关和“合理”的自辩能力，同时，他们有时间整改违法行为。届时，“约谈”所呈现的，很可能不是国土部的问责“问得合理”，而是国土部被说得“心服口服”。结果变成棍子高高地举起，轻轻地落下，谁也伤不了谁。
因此，有了“约谈”这个莫须有的前提，就难免让不少地方官员认为这是对自己采取的保护措施，是在玩“狼来了”的游戏，肯定挡不住他们在土地违法上得寸进尺的步伐。
对地方官员来说，约谈远不应是压力的结束，而仅仅是开始。对土地监管部门来说，约谈不是目的，也绝非问题的终结。可是，“约谈”至今已经有一个“五年计划”了，约谈的不少，问责的却不多，甚至还没有。殊不知，没有问责，即便约谈得再多，又有何用？ （张国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