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透露，老年法修正草案将“精神慰藉”专章列出，规定“家庭成员不得在精神上忽视、孤立老年人”，特别强调“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赡养人，要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人”。（《山东商报》1月5日）
“精神慰藉”又称“精神赡养”，我国现行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也有相关规定，不过较为笼统，而且没有明确的义务履行方式和法律救济方式。随着中国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剧，老年人精神赡养问题日益突出，不少老人试图通过诉讼方式，请求司法机关督促子女较好地履行精神慰藉义务。但由于法律保障不足，司法机关也颇感为难，角色十分尴尬。因此，呼吁“精神赡养”入法的声音非常强烈，显然老年法修正草案是对社会呼声的积极回应，将为“精神赡养”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
“精神赡养”的确需要充分的法律保障，因为法律保障可以对义务人实施强制，促使其及时履行义务。不过，子女对老人的精神赡养义务，毕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货币或实物给付赡养义务，它不仅仅是看望老人的次数，也不单是与老人待在一起的时间，不是单靠“量”就能解决的，更重要的是要让老人感受到亲情、温暖、快乐、高兴，真正实现精神上的满足，即既要保“量”更要保“质”。如果子女们完全是在司法机关或社会舆论的强制下，履行精神赡养义务，虽然也按法院判决的次数看望老人了，但不情不愿、勉勉强强，对老人变相施加冷暴力，那就不仅达不到精神赡养的目的，还是对老人的精神折磨。从这个意义上讲，“精神赡养”更需要道德支持。
法律的调整范围和作用都是有限的，有的领域适合也必须由法律加以调整和规范，而有的领域则不适合或不能指望完全由法律来加以调整和规范，其中就包括婚姻家庭的某些领域。在这些领域，我国法律事实上也保持了极为谦抑的态度，比如《刑法》规定的“告诉才处理”的犯罪，多数集中在婚姻家庭领域。主要是因为法律自身的强制性，有时会加剧家庭成员之间的矛盾，疏远亲情，破坏和谐，法律的过分介入与其保护亲情的目的背道而驰。
要让子女心甘情愿地履行对老人的“精神赡养”义务，更多地应当提高他们的道德水平，要让子女及其他后代懂得感恩、回报，体谅并理解老人的辛苦和需要，尤其是通过加强教育和监督，创造良好的社会道德氛围。法律与道德相辅相成，才能较好地解决老龄社会日益突出的“精神赡养”问题。（李克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