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戒烟，马克·吐温有句名言：“戒烟比什么都容易，要知道，我已经戒过一千次了。”如果联系我国的禁烟现状来品味这句话，一种苦涩的黑色幽默不觉涌上心头。近日有媒体披露，我国加入《烟草控制框架公约》5年来，全民吸烟率非但没有下降，二手烟的受害者却在3年内增加了2亿人，实现在室内公共场所和室内工作场所100%禁烟的控烟目标，目前更是难上加难，遥不可及。
烟难戒，难在有瘾。一个烟瘾很重的老烟枪，期望其戒除烟瘾，何其难矣。如果一个“烟瘾”很重的社会来搞禁烟，其效果又将如何呢？
无可讳言，烟之所以难禁，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吸烟在我国很有“社会基础”，这大大增加了烟草负面效应的风险。据统计，我国目前吸烟人数超过3亿，约占全球吸烟总数的三分之一。数以亿计烟民的生理和心理烟瘾如何科学化解和有效疏导，成为禁烟控烟必须解决的一大难题。
烟瘾再大，如果限于个人习惯，即使不检点不自觉，为害也有限。但如果社会文化患上了“烟瘾”，烟草的影响力和杀伤力将会发生核聚变式的变化。实际上，在我国，烟与酒一道，联袂成为重要的交际工具，醒目的消费符号，泛滥的文化意象。烟雾缭绕中，“敬烟文化”大行其道；精美包装前，精品名烟很是抢手；吞云吐雾中，烟枪徜徉在众多公共空间。暴露周久耕的是九五至尊烟，电影电视里主角配角们烟不离手，就连犀利哥，其迷倒世人的形象，也是一身洪七公行头，叼着一根烟漫步于市井之中……
更为厉害的恐怕还是利益“烟瘾”。2009年，烟草行业实现工商税利首次超过5000亿元，达5131.1亿元，同比增长12.2％，烟草税几乎达到全年财政总收入的一成。而十多年来，烟草行业一直在行业税收排名中名列前茅，最大的纳税企业，一直被烟草公司占据。在不少地方，政府部门对烟草经济、烟草税收已经形成依赖。利益的长期滋养，使其就像烟民一样对烟草上瘾，甘之如饴，这从根本上消解了禁烟的动力与决心。而就在这种“过瘾”中，烟草行业的社会净效益已由1998年时的正1.5亿元骤降至负600亿元，而且在未来20年这种社会负效益还会增大。
面对如此众多且坚强的“烟瘾”，禁烟工作显然很不给力。目前，我国尚无一部专门针对公共场所禁烟的法律，北京、上海、杭州等150个城市和地区虽颁布了公共场所禁烟规定，但在执行上往往放了空炮。知情人士称，近五六年来，北京未对任何个人进行过吸烟处罚。山东济南的禁烟令已经出台15年了，面临“罚不了”的窘境。武汉市出台禁烟令5年了，至今未开出一张罚单。
有鉴于此，公共场所禁烟实在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需要文明素质的增强、消费习惯的转变、社会文化的净化、利益结构的调整，也需要法治的完善、执行力的增强，千头万绪，远不能一禁了之，一罚了之，迫切需要各职能部门联手行动起来，转变治理方式，对禁烟工作进行统筹规划，制定科学方案，设置路线图和时间表，雷厉风行地常抓不懈。（李力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