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纪委常委、秘书长吴玉良近日表示，中办国办最近要出台有关公车配备使用的新规定，这个规定比过去更加严格，公车配备的标准和公车的总数量要下降。
对公众希望公车数量等信息公开的呼吁，吴玉良也明确表示，会把全国公车的详细数量和需要减少的数量公布，“这样也为北京市的交通缓堵做一点小的贡献。”
公车一直是行政开支过快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公车私用现象泛滥，现在更成为治理交通拥堵的阻碍因素。
虽然各地先后采取了各种不同形式的公车改革模式，但总体而言，效果仍不明显。究其原因，关键是对公车的监督很难，一个单位有多少公车，公车的使用是否合理……这些信息是由具体的单位和个人所掌握。政府内部的监督者要面对很多个体时，很难掌握全面信息、实现很好的监督，更别说外部的监督了。
没有了监督，想要既得利益者拿自己开刀，自然收效甚微。现在，中纪委要推进公车信息公开的表态，无疑是为破解公车监督难带来了希望。只要公车信息能做到最大化的公开，无论内部还是外部的社会监督就能发挥作用。监督能够发力，公车才能迎来真正的改革。
但是，监督的前提是公众能够获取比较充足的信息。因此，公车信息如何公开、能否形成完备的公车信息公开制度，是问题的关键。信息公开的内容越详细、越丰富，渠道越多、越有利于接触，对于公众监督权的行使也越有利。
公众希望，不仅是公布公车的总量信息，还需要公布每一个单位的详细信息。宏观的公车信息有利于我们知道公车开支在整个财政支出中的比例，但微观信息才能让公众有针对性地行使监督权。公开的信息，最好能够具体到最小的财政预算单位，如，市级部门有多少公车？委办局有多少公车？市直部门有多少公车？街道办有多少公车？
除了具体的公车数量，还需要公布公车的类型和型号，各种类型和型号的价格，还需要公布维护这些公车花费了多少财政经费。这些信息有利于公民根据自己的经验和直觉去判断，不同类型的单位所拥有的公车数量、公车类型和公车使用是否合理。
为了方便监督，更需要公车彻底地“公开身份”，除了车牌外，最好使公车本身具有可识别性，这种可识别性是实现微观监督的基础。一般而言，越是容易识别的公车，越不容易被滥用，例如警车、执法车等。因此，对公车最好也在外形上做一些醒目的标示，让人们一眼能够区分什么是公车，什么不是公车。
公开公车信息，还需要一些技术保障、制度保障。技术保障需要为公车信息公开提供技术基础，如建立专门网页，或者开辟专门栏目等，确保公众有方便获取信息的渠道。制度保障需要确保专门的机构和人员来推进公车改革，保障公开信息真实和具体，以及各单位严格执行。
吴玉良秘书长的此次表态，是对公众长久以来呼吁的正面回应，值得欣赏。公众期待着公车信息公开的步伐早日开启，也期待驻京的各中央部委机关会以身作则，率先公开信息，如吴秘书长所言：“为北京市的交通缓堵做一点小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