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幕荒唐剧，却背负着沉重的社会命题。11月20日，武汉洪山区土库村村民童贻鸿到北京市朝阳双井派出所“自首”。因作为拆迁“钉子户”遭遇强拆，11月18日下午向楼下投掷砖头“导致一人重伤”，童贻鸿被当地警方通知做笔录。由于不信任当地警方，童贻鸿于搭乘飞机赴京向警方“自首”，并希望“能在北京找一位律师帮助我”。(11月21日《新京报》)
这是一个很“有才”的创意！尽管这个农民违背了属地原则，尽管当地警方已经乘火车进京了，尽管“外地警察更可靠”很可能成为幻想，但如此吸引眼球的举动经过媒体聚焦后，起码当地警方不至于“胡来”，不至于遭遇看守所里离奇“躲猫猫”“喝凉水”之类的故事吧？这位村民可能有许多可以理解的顾虑，毕竟，前车之鉴不老少，虽然要“拆你”的对手并不是警察，但在基层利益盘根错节，甚至板结成“政绩共同体”的背景下，如果被当地警方抓住，谁能保证不发生什么事呢？
在这样的“幻想空间”里，我们还好意思责怪村民童贻鸿的“不懂法”吗？这近似闹剧的一幕，给人的最大冲击，可能是民众对当地有关部门的不信任。毫无疑问，民众对基层政权的信任与否，是中国社会信任问题最关键的一环。
本来，警察代表的司法之力，在拆迁纠纷中是一个中立的存在，甚至从道理上讲它应该成为弱势群体的保护者。但基于一些基层政府的政绩需求、开发商的资本蛮横等因素，我们屡屡看到警察、城管、政府工作人员参与到野蛮拆迁的过程当中，一些地方官在面对社会矛盾时也习惯于不分青红皂白地“动用公检法”。“北京警察才可靠”，实在是让人感到不是滋味。
古语说，人若无信，不知其可！实际上，官若无信，更是不知其可！正因为民心在某些地方陷入了“不信任”的困局，所以才怕“落入当地警方之手”；所以才会千方百计舍近求远地“越级上访”；所以才会舍弃正常信访通道不用想尽办法搞“网曝”……反过来讲，没能在根源处解决的矛盾，也因此更加复杂，社会维稳经费成了巨额数字。“进京自首”与其说是一个农民的创意，不如说是一个弱势者的生存智慧。有网民说，都去北京自首了，当地政府还干什么，这不是浪费资源吗？可问题是，这是应该由童贻鸿回答的命题吗？
基层政权的支撑点不是别的，正是“民心”，正是民众的信任，我们不能容忍社会对政府、对公权信任度的下降。怎么才能解除童贻鸿们心灵深处的疙瘩？最终恐怕必须落脚于改革的步伐，解决基层权责匹配、解决基层民主权利、解决对于司法的监督……这些道理说起来比较“大”，但却是治本之策，时不我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