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执法”曾经轰动一时，上海多名市民遭遇“钩子”和运管执法人员“伏击”，引发舆论大哗。由此揭开了一条黑车执罚产业链。不过，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比起方兴未艾的“养鱼执法”，钓鱼只能满足猫儿的胃口。
媒体报道，登封车主反映在经运管所审批的公交线路上被封杀。原因是运管所成立了一个运输公司——通达运输公司。“为了保证公司的车辆跑好线，就把我的车停了”。车主愤愤不平，登封市运管所负责人却说：“这种情况很正常，新郑、新密其他地方也是这样。”
看来，运管所开公司不是个案，而成为一种普遍的“赢利模式”。据报道，不仅作为大股东坐收渔利，如想加盟通达公司，登封市运管所每年每车还需收取“保护管理费”1.4万元。同为“执法经济”，为何“养鱼执法”比“钓鱼执法”技高一筹呢？
“钓鱼执法”其实就是变相的“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以实现权力寻租。但是以暴力形式呈现后，在文明社会就显得异常扎眼。有个很浪漫很形象的犯罪学名词形容它，叫“西西里化”。西西里岛不仅有阳光沙滩，也有世界闻名的黑社会，任其发展，最极端的后果就是“政府黑社会化”和“黑社会政府化”。
相比而言，“养鱼执法”则文明的多，至少既培育了市场，也搞活了经济。该运管局坦言，鱼肥皆因“放养”，他们“票价不管，车票私自印刷”，无论税收还是工商，兄弟部门都是一路绿灯。管只管“市场审批”，审查的都是“外企”，别人家的都是“黑车”。不给其他鱼儿来抢食，自家鱼儿怎不肥？
虽然不像“钓鱼执法”这般赤裸裸，不过脱了衣服都一样，“养鱼”也是执法权力市场化的典型标本。用吴思的话说，这叫“法酬”，利用公权力的“合法伤害权”，进行有计划的创收。这样一种“与市场争利式”的制度设计，无疑是行政改革和职能转变的倒退。
最可怕的是，如果各个部门都起了这个“色心”，把“养鱼执法”作为心照不宣的秘笈，那么城管公司、税务公司、药监公司、食品安全公司纷纷上马，市长是不是就改叫总经理，市委书记换名董事长？吴敬琏再呼吁“政府介入微观经济活动是极大危险”也没人搭理。至于危险在哪呢？例如长沙公安局搞了“电子警察公司”， 2006年8月到2008年2月，就罚款创收8169万，而这个公司总共投资才3250万。
可见，“钓鱼执法”实在是小巫，“养鱼执法”才是真大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