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今年3月份决策层设定CPI上涨3%的物价涨幅红线以来，除去6月份，其余月份的CPI指数均超过了该红线的范围。而在央行近日发布的三季度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报告中则再次警告，未来物价上涨的压力仍不容忽视。也就是说，有可能在今年的第四季度甚至“十二五”规划的前半期，我国都将面临着较高通货膨胀的压力。这无疑将对未来的宏观经济政策产生重大的影响。
值得警惕的是，未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将面对日益复杂的国内外环境，而物价指数则面临着多重的“助推器”。首先，这种助推力量来自于过去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需求拉动型通胀已显露苗头。按照货币主义的基本观点，通货膨胀本质上是一种货币现象。从中国的情况来看，货币超发行的问题十分突出。受2008年以来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的“翘尾”因素影响，目前我国的货币供应量仍处在快速增长的轨道上。统计显示，截至今年9月末，我国广义货币(M2)余额已经达到69.64万亿元，同比增长了19%。
其次，大规模的区域规划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正在或即将展开，未来的经济发展面临着新一轮过热的危险。经济过热往往成为推动通货膨胀的重要诱因。在2008年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开始显性化后，中国加快了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布局，先后批准了十多个区域经济发展规划，其中13个区域发展规划相继上升为国家战略。不仅如此，一些城市也开始了大规模的行政区划调整，除北京、上海等核心城市外，部分大中城市也着手进行了行政区划调整。从目前透露出来的消息看，一些地区的投资规模十分庞大，有不少甚至超出了当地的经济承受能力。
再次，输入型通胀日渐明显。为了应付后危机时代经济复苏乏力的困境，主要发达国家纷纷推出了定量宽松的货币政策。由于美元再度陷入下跌通道，国际上黄金、铜、棉花等各类大宗商品价格持续飙升，创下数年甚至有史以来的高点。其中从今年8月底到10月中旬这段期间，涵盖19种商品期货的路透/杰弗里斯CRB商品指数上涨了近14%，达到两年来新高。中国是大宗商品的重要进口国，大宗商品价格的飙升必然增加国内企业的生产成本，并通过流通环节最终转嫁到消费者头上。
最后，成本推动型通胀不可回避。成本特别是劳动力成本提高是导致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主因。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一直在缓慢上升，但在未来时期步入“快车道”的可能性极大。十七届五中全会上通过的“十二五”(2011年-2015年)规划建议就明确提出，未来5年要使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普遍较快增加，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在过去的30多年中，工资水平的持续上涨伴随着高通胀的情况多次出现。
由此可见，未来一段时期内我国需求拉动型、输入型和成本推动型通胀将交织在一起，使我国防通胀的任务异常艰巨。这不仅要求我国的宏观调控必须未雨绸缪，积极采取各种有效的政策组合，还对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提出了更迫切的要求。因为只有经济发展走上了以内需拉动为主、靠科技创新和节能环保为主要动力的新道路，才能寻找到市场经济的新均衡点，通胀的压力就会大大减轻，而且应对通胀的措施也会更科学、更有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