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告官，难上难，所以看到江苏省高院表态“本省民告官案过半数胜诉”的新闻标题时，会让人小小地激动一番。可惜认真拜读报道后发现，原来这“过半胜诉”并没有数据支持，只是“估算”出来的——江苏省高院的表态是这样的：当地20年来受理的“民告官”案件主要为拆迁、土地征收以及劳保问题，在该类案件中，民众胜诉的占结案总数的10.99%，但加上民众利益得到满足撤诉的情况，估算赢面超过50%。（《扬子晚报》9月27日）
所谓民告官的胜诉“过半”，是包括大概40%的“撤诉”，真正在结案中胜诉的只有10%左右。之所以有这样的“加法”，江苏省高院可能依照的是这样的逻辑——你撤诉了，为什么撤呢？因为利益满足了。利益满足了，似乎就可以算“胜诉”了！这样的估算逻辑是否成立呢？笔者不做评价，反正看到很多网民并不买账，他们疑惑的地方包括：有多少民告官案被拒立案？有多少撤诉是靠打压而不是满足利益？即便胜诉又有多少是压根执行不了的？……现实面前，大家似乎并不接受这样的“概率”命题。
从准确的“民告官胜诉率”来讲，10%左右还是比较客观可信的。按照官方数据，全国的行政机关败诉率（也就是民告官胜诉率）是20%左右，这里边根据地域经济水平等因素也有差别，比如北京市去年民告官胜诉率7%，广东东莞市法院发布的数据是，东莞近三年行政机关败诉率不超过3%——都非常“可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数据呢？笔者发现来自官方的共同解读是：这反映出各级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水平较高，发现问题后马上通知行政机关纠正；在涉诉机关对违法证据的收集和保存，执法程序的注重，执法文件的合格制作、处罚额度适宜等方面都有很大的进步。
官方将其归功于“行政机关执法水平的提高”，但舆论似乎总是背道而驰。在民告官胜诉率太低的问题上，这几年舆论整体的讨论都归咎于“难”上——《半月谈》杂志曾做出报道：中国近年来“民告官”案急剧增加，一年达10万件，但胜诉率不足三成。有律师用五句话做了概括：民告官，起诉难；民告官，官不理；民告官，难告赢；民告官，执行难；民告官，代价大。有网友就在“胜诉过半”新闻后跟帖追问：（民告官）能立案吗？立了案能开庭吗？开了庭能打赢吗？打赢了能拿回钱吗？拿不回钱能强制执行吗？
到底怎么看较低的民告官胜诉率，官方“成绩”的宣传与舆论“败绩”的解读俨然有点背道而驰，鸡同鸭讲——官方说这是依法水平提高了，舆论说这是民众诉求被压制了。坦率地讲，完全倒向任何一方的“估算”恐怕都容易走入极端，有失公允，对于依法行政水平近年有所提高不能完全抹杀，对于仍然大量存在的民众求告无门案件也不能视而不见。
拆迁、土地补偿等都事关民生，“胜诉率”的数字背后是民生疾苦，任何走极端的撕扯都是值得警惕的。在现实矛盾纠结面前，当务之急是呈现司法的公正：如何向公众展示，民告官案件中法院可以抵制权力的干扰；如何让民众信服，被各级法院宣扬的”调解撤诉”是公平地依法而不是权力施压……民告官胜诉率，到底是数字越大越好，还是越小越好，这不仅需要数据，还需要公众的普遍感受；在建立起码的公共理解与信任之前，任何数字恐怕都是很难服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