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湖南邵东县推出“治安外包”政策——当地政府通过协议，将城区夜间治安巡逻任务承包给邵东保安公司，每月支付承包费7.5万元，保安公司员工抓获犯罪嫌疑人将获得2000元至1万元的奖励，此举引起群众质疑——据9月18日《新京报》报道，近日邵东县官员回应称，实施效果很好，还将考虑外包白天治安防控，并强调保安公司没有行使警察执法权，“没有处罚就不存在有执法权的问题”。
虽然当地官员没有具体说明治安外包的实施效果究竟怎样“很好”，但笔者还是愿意相信这一说法。毕竟，每月7.5万元的承包费以及“2000元至1万元的奖励”的承包条款还是相当诱人的，“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至少，其“抓人”的效果应该不会很差。
可是，表面效果“很好”的治安外包真的值得肯定吗？答案恐怕只能是相反的。因为在笔者看来，要想全面客观地评价治安外包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不能只看眼前的一时效果，更要预测到长远、根本的效果。而一旦以此视角观察，我们就会发现，治安外包严重违反了一个社会法治必备的基本前提，那就是，政府行为与市场行为之间的关系界限必须严格分明、不容混淆。
作为一项公共执法服务活动的社会治安管理，属于地道的公共领域，因而只能由公安机关这样的公权组织来依法承担。而作为一家企业的保安公司，无疑遵循的是市场规则，如“承包”、“买卖”等做法。这种背景下，将二者杂糅在一起，将一种公权活动市场化、交易化，把严肃的公共行政事实上做成了一桩可以“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生意，显然后果严重，法治秩序无法保障。
虽然当地官员一再强调保安公司没有行使警察执法权，“没有处罚就不存在有执法权的问题”，但这种辩解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依据相关法律，保安公司已经在从事的治安巡逻、防控、盘问、检查等行为，均属警察执法权的范畴。如《警察法》明确：“为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对有违法犯罪嫌疑的人员，经出示相应证件，可以当场盘问、检查”。
公权可以向私人外包，企业可以赎买公权。这样的现实一旦成立，并被认为“效果很好”，之后将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则不难想像。比如，警察的刑事侦查权会不会承包给私人侦探？再如，财大气粗的富豪恐怕也可以雇佣警察做自己的私人保镖……如此一来，我们赖以生存的社会法治，将会面临怎样的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