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南方周末》以很大的篇幅登载了一篇题目惊悚的报道：《80后子女形容50后父母“父母皆祸害”？》，报道缘起于豆瓣的一个名为“父母皆祸害”的小组。
小组成员的父母多为小学老师，在子女眼中，是一群“僵化的国家教育机器的最末端执行者”，他们“逃得掉沉闷无趣的小学，却永远也别想从父母那儿毕业”。 这篇报道引起了社会广泛的讨论，有人认为将父母形容为“祸害”实在是不可思议。其实，这样的年轻人多数并非忤逆不孝的冷血动物，而是用这种耸人听闻的话语表达自己对陈旧的教育制度、压抑的家庭环境和思想保守的父母一种反抗而已。比起90余年前的“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一些人，这些人对父母的“反叛”根本算不了什么。
以“五四”运动爆发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张扬的是“反封建”、“民主、科学”的大旗。而“反封建”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反抗封建家庭制度以及这一制度的核心：父权。“审父”成为那一时期许多新文学作品一种重要的主题。巴金的《家》不知引起了多少年轻人的共鸣。而巴金在成都读书的老师吴虞，更是反抗“父权”家庭制度的急先锋，他批判儒学中以孝为中心的封建专制和家族制度，认为封建家族制度是专制制度的源头、祸根，必须彻底给打倒、推翻。胡适称他为“中国思想界的清道夫”，“四川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他和其父的关系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在日记里称其父亲，一口一个“老魔”，其父死后，他写信给住宿学校的两个女儿，“告以老魔径赴阴司告状去矣！”那可比“父母皆祸害”过份多了。
可这样一个“反封建”的老英雄，不免于“多年的媳妇熬成婆”的传统路径。他总想控制自己女儿的生活，包括婚姻，和女儿的矛盾，就像当年他跟父亲的矛盾一样不可调和。他在日记中说自己的女儿：“不甚解事，字尤恶劣，以此程度来京留学，将来未知何如，恐徒累老人耳。”他对骨肉亲情的认知是：“当自觉悟，宁我负人，毋人负我，不仅曹孟德为然，恐世上骨肉亦多不免。”
世上做子女的，心路历程不同程度上和吴虞相似，只是没有吴虞与父亲、女儿的冲突那样剧烈。青春期的儿女，多半是不满父母的保守、陈旧，可自己为人父母后，又会让子女觉得自己不开明甚至讨厌。《南方周末》报道中一位“父母皆祸害”的骨干成员方馨，在女儿出生后，将大部分精力投在女儿身上，她那位曾让她讨厌管得太多的母亲说她，“还不是和他们一样，将自己期待的模样，早早就强行施加到了她可怜的外孙女头上。”可见太阳底下无新事，吴虞的故事总在一代代重演。
为什么中国的父母，不能像英、美、加等西方发达国家那样，给子女充分的自由，让他们天性得到释放，快快乐乐地成长呢？难道中国的父母天生就是“虐待狂”？
深究其原因，除了要看到中国人口多，竞争激烈这一客观因素外，还要看到中国从满清皇帝逊位至今快100年了，但一种公平竞争、法制健全、私权利得到充分保护、公权力受到有效制约的社会制度并没有建立起来，而教育制度是整个社会制度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宏观制度最为精确的体现。父母往往为了儿女的未来，不得不让子女削足适履式地去适应社会种种并不公平和人道的明规则和潜规则，这就容易违背儿女的天性，由爱带来恨。
“父母皆祸害”小组成员的父母最具代表性。小学老师、中学老师、医院的大夫、小公务员、国有企业的基层管理者……这些人既不能像那些大富大贵的有权者和有钱者那样，掌握着充分的资源，可以让子女超越现行体制的种种限制，甚至一步到位把他们送出国；又不像那些可怜的农民和下岗工人那样，心有余而力不足，不能给子女成长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和人脉关系。而这些处在中间层的父母看到了社会竞争的残酷，也熟悉种种潜规则。他们不可能让自己子女做扑火的飞蛾那样去反抗种种欠公平的制度，只能让子女去适应。比如他们知道所谓的“素质教育”当不得真，子女稍稍松懈就会在升学考试中残酷地被淘汰；他们知道让子女大学时入党，会对毕业时找工作大有用处；他们知道使桀骜不驯的子女变得性格温顺乖巧，去职场后会更受领导的欣赏……在这一切没有根本改变之前，哪个父母敢让儿女“万类霜天竞自由”？那位因女儿出生和母亲矛盾化解的方馨，就是最好的例子。她为什么要托同学从香港快递奶粉？因为她不愿意自己女儿受到三聚氰胺奶粉的伤害；为什么她想买套学区房，尽力让女儿从小学到大学，都能上北京最好的学校？因为她深深体会到中国教育的不均衡，同一城市甚至同一城区的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彼此教学质量可能有天壤之别。
人常说，不养子女不知父母苦。也可以说，不养子女不能理解父母的无奈。看上去是“祸害”的父母，让子女去穿一双双强势者制作的、极不舒服的“鞋子”，那是不得已。
“父母皆祸害”，其“祸害”形成的源头是什么？这才值得那些已经长大成人、曾怨恨过父母的子女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