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七个月，从湖南来到广州市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求医的肖体政，不幸患上先天性胆道闭锁，如不做肝移植手术只能再活5个月。然而，由于小体政还没上户口，当地警方无法给他们一家出具父子或母子身份证明，医院不能对他实施器官移植手术。为尽快给儿子办下户口来，小体政的父亲已多次恳求有关部门，但一直没结果。（《广州日报》7月13日报道）
一个急需手术的重病患者，因为没有书面的生命证明，而无法进行手术，因为没有户口而无法证实人的存在，这似乎又是一个“户口罪恶论”的极佳例子。但是，户口的“罪恶”并不是户口本身，而是户口在与各种社会事务捆绑过程中，那些明显的制度漏洞。这些户口捆绑制度由于无法和复杂的社会生活局面相对接，而相关工作人员又缺少应变的智慧，以至于用冷漠的户口来证明生命是否存在的荒唐事频频上演。
任何人都明白，生命的存在是因为他本身的真实存在，而不是他的被证明，特别是被户口所证明；户口的存在首先是基于生命的存在，而不是因为有户口才有生命。这是不能证明、不用证明的公理。但是，户口在其捆绑作用的发挥过程中，却把户口与生命的关系颠倒了过来，生命存在的基础在于户口上的白纸黑字。没有户口，我就不承认这个生命和与这个生命相关人的关系；而没有另一个证明，我就不承认本来确定的公理事实。
当一个社会陷入以程式来代替事实、甚至否定事实的陷阱之中时，危险随之而来：如果在所有程式中穷尽一切可能，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可能尽数纳入这个程式中，让相关人员能够完全对号入座，就有可能出现事实被无视、甚至被程式作为“不存在”而处理。在这种情形下，所有的结果都被“前提”所限制，荒唐也就在所难免。
以器官移植的相关法律法规而言，其真正的意义本来是保证活体器官的移植与接受人之间的伦理关系，这是一种事实证明的要求，而不单是程式要求。警方证明不应当从户口本上来判定二者的关系，而是应当从事实的角度给出符合程式的答案，生命是户口的前提而不是相反，岂能以户口的有无而判定生命的有无？
户口只是一个管理的工具，它本身没有感情色彩。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冷漠的恐怕不是户口，而是使用这一工具的人。(廖德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