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石家庄“迎宾大道”裕华路与建设大街交叉口，交管部门竖起的两块“新式”交通警示牌：“为确保道路交通安全，严禁向乞讨人员施舍钱物”，引发市民议论。（《燕赵都市报》7月8日）
我所了解的比如在美、法等国就有一些四体不勤的懒汉，他们本来完全具有劳动的能力，偏偏就不爱干活，把乞讨当做了自己的职业并乐得享受其中。这些乞讨者大多都被政府登记在册，有相对固定的乞讨场所，假如陷入了“青黄不接”的困境，还要由政府为他们提供救助。这样的事情虽然令当局头痛，屡屡奉劝他们去工作，不过，很少见政府对他们大声说：“Beoff”。
我们这里也有以乞讨为谋生手段的人，据说一部分人职业化程度也是很高的。但乞讨成为职业，一直并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同。在我们看来，一个人身强体壮就应该用体力养活自己；假如身体有点残疾，脑子还好使也可以有活命的正当途径；如果不幸头脑简单四肢也不发达，那是你自己事情。就算有低保的照顾可以享受，大约也不乏有比他们跑得快的人先沐春风。
西方一些国家的乞讨者更像一个优哉游哉的闲汉，固然是为了谋生，但一定程度上也是一个人生存状态的“快乐”选择。我们这里的乞讨者，就少了这份优雅，要乞讨，就要通过自残的方式博得道德同情。胳膊没有伤疾还要打上一个吊带；双腿可以弯曲，偏偏要坐在滑板车上很僵硬地伸展着。甚至使用比较有科技含量的东西伪造血淋淋的伤口；充满想象力地编撰一些无厘头的悲惨情节。总之形容越是邋遢，精神越是萎靡，人格越是猥琐越具有乞讨的资格。历史上为了活命一度卖儿卖女成风，留下了无数变态的传奇，但这些比之沿街乞讨更能获得人们普遍的同情。
《论语》里记载了子贡与孔子的一段对话。子贡问孔子：“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孔子回答道：“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意思大概是说，虽然贫穷也不谄媚，虽然富有也不骄傲，这样的人，可以算不错了，只是还不如贫穷仍能很快乐的生活，富贵仍然以礼待人的人。在我们的“正宗乞讨观”看来：乞讨是人经济陷入绝境时尴尬无奈的选择，他不是一个人的自由。就算在今天，拮据者要求政府救济也很难被看作一个人的权利，中国很难有乐天的乞丐，至于“富而好礼者”好像更稀缺了。
乞讨者以牺牲人格尊严的方式谋求廉价的同情；富有者地施舍却是站在道德优势的高点上形成一种以尊严换物资的交易方式。自孔子时代2000多年过去了，“穷而无谗”“富而好礼”仍然成为贫富之间难以调和的精神图腾。
石家庄交管部门“严禁施舍”严禁二字令人情何以堪？这比汉口火车站“不要和陌生人说话”的充满犬儒主义色彩的“友情提示”更叫人难以接受。这叫人想到深圳为了减少社会治安压力，在一定期限内找不到工作的农民工被劝返原籍的事来。好像是在说深圳的治安不力纯属无业者在添乱。有没有数据显示石家庄的交通堵塞和乞讨者有必然的联系？反正在我个人，这一严禁令有点“大话乞讨”的身份歧视的感受。
在省会城市石家庄或者经济特区深圳，乞丐或者无业者很难成为一个城市“靓丽的风景线”。有时候我们很难认同施舍是一个人的权利——那不是完全主观意愿的自由么？不过，当你看到这一禁令，大约会知道所谓自由，包括乐善好施的美德都做了这样的限制，真是很难说清这究竟是为了什么？也许为了某种看上去比较有面子的事情。或者这些没有面子的事物果真给城市管理者造成了困扰，就注定要不断压缩弱势群体生存的空间么？
要了解一个城市文明与发展的程度，你只需看看这个城市里乞讨者与施舍者的表情；只要看看在高热的柏油路上还有多大一片留给环卫工人的荫凉；工地上那些被烈日暴晒的黝黑的民工焦渴的嘴唇，离一碗绿豆汤还有多远的距离。正是在这些“下等人”的身上折射出一个城市的文明现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