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县人民法院最近审结四宗女童性侵害案件。据了解，这些遭受性侵害的女童，父母均外出打工。(7月6日《羊城晚报》)
留守儿童是伴随农民工的出现而出现的，隔代抚养等异于常态的社会变迁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而它的危害远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笔者的家乡在湖南西南部一个小县城，全县人口接近100万，外出务工人员多达30万。在不少村落，精壮劳力常年在外打工，留守的基本为“6061部队”(即60岁以上的老人和10岁以下的儿童)。留守儿童虽有父母，却等同于在一个不健全的家庭中长大。这类家庭抵抗外来风险的能力极弱。与此同时，乡村的基层政权、教育机构也无法承担起“保护者”的角色。留守女童屡遭性侵害正是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发生的。
相比之下，留守儿童的心理问题更为严重。一方面由于留守儿童正处于成长发育的特殊时期，而他们又无法享受到来自父母近距离的亲情关爱及价值引导，另一方面，很多乡村老人自己尚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日新月异，更遑论进行好的隔代教育。三代人的观念冲突集中反映在非常态的家庭教育中，这非但不利于留守儿童的健康发展，反而极易造成留守儿童的心理困扰。扶风县几位留守儿童相约自杀，就是心理不健康的极端表现。
有梅县的专家批评说，全市还没有一个专门针对留守儿童遭受侵害后进行救助，包括心理干预的专门机构。但即便建立此类机构，也属事后弥补。事后弥补固然是重要的，但事前干预和事中介入更重要。留守儿童更需要预防和制止不法侵害或极端事件的发生。
也有专家建议，改变双亲外出打工的模式。他们列出的研究数据表明，留守儿童在小学阶段有母亲陪伴最好，在初中阶段则父亲陪伴最好。但这样的建议在乡村鲜有可信度，因而也失去可行性。父母外出打工，绝大多数都是为生活所迫。若是可留一人在家，两人均不外出岂不更好？单亲打工或许能部分解决留守儿童的问题，但势必又引发夫妻间的分居问题。因夫妻分居城市乡村而引发的悲剧，更为常见，而夫妻矛盾一旦爆发，受伤害的同样包括孩子。
“改变双亲外出打工”的模式，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从社会稳定、个人发展的角度，我们只能给予引导，比如让成年父母逐渐认识到，“对孩子的投资，才是最好的投资”。外出打工所得到的工钱与因外出打工而失去的亲情与下一代的教育，远不成比例。这方面，媒体理应充分发挥舆论功能，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人生规划出谋划策，提供科学的、立足长远的建议。同时，当地政府也应积极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就近打工创造必要条件。从某种意义上说，减少留守儿童的数量，就是维稳。
以上是从最大限度减少留守儿童的角度来说的。面对现实存在的留守儿童，由于他们的监护人多数均不能起到合格监护的作用，这时学校和社会的支持就凸显出来。一个结合了基层政权、乡村学校、社会组织、家庭以及邻里为一体的留守儿童监护体系，能够有效缓解留守儿童所带来的社会危机。但终极解决办法，还在加速社会转型这宏大的中国命题里。（王 琳 原题：留守儿童：到底该谁来监护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