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台企联副会长薛一萍——“一世深情恋大理 几番义愤为家国”

全国台企联副会长、昆明台协常务副会长薛一萍接受中国台湾网专访。（中国台湾网 扶海涛 摄）

　　中国台湾网12月31日讯（记者 王思羽）　金庸小说里世外高人隐居的山水秘境，玄幻故事中得道上仙居住的“世外桃源”，这样的地方在现实中竟真的存在！25年前（1993年1月）第一次从台湾来到云南大理时，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下简称“全国台企联”）副会长、昆明台湾同胞投资企业协会（下简称“昆明台协”）常务副会长薛一萍真的被眼前的景色“美哭了”。“我被洱海的美感动得落下泪来，而后再看到终年翠绿的苍山，即便下雪都是绿的。感受着周围的空气、水源、温度，我问自己，如此的人间仙境，除了这里还有哪能够寻到。”

　　之所以能与大理结缘，是因彼时薛一萍受德高望重的台湾法鼓山圣严法师所托，只身前来为岛内120余信众朝觐鸡足山的两岸佛教交流活动打前战。法师指点她，大理的鸡足山是佛教传入东土的第一个道场，之所以没被列入中国佛教五大名山，是因为当时的大理尚叫“大理国”，不属汉土。但其实，这座曾是释迦牟尼佛大弟子迦叶尊者昔日道场的灵山，在佛教中享有极其崇高的地位。薛一萍一个人来到山脚下，从早上七点到晚上九点徒步爬上山顶，山间及顶峰目睹的景色，让她进一步认定，大理除了交通不便外，宛然就是人间仙境。走下鸡足山，一种使命感油然而生，“我觉得自己应该为来到这里的旅游者、朝圣者做些服务，为他们的食宿提供便利。”于是乎，总投资1.2亿人民币、按五星级标准兴建的亚星大饭店便于半年不到的时间内（1993年6月）正式奠基，并一举成为当时大理的第一个外资项目、云南省内投资最大的台资企业。

　　就这样，一次得道高僧托付下与大理的“不期而遇”；一次为两岸佛教交流牵线搭桥的意外之旅，仿佛冥冥中为薛一萍指点出全新的广阔天地与事业机缘，更指引出薛一萍家族三代人与云南大理在此后20多年间，甚至可能是生生世世的不解之缘。

　　砸锅卖铁建酒店 利人利己利大理

　　在薛一萍看来，对于近年经济飞速发展的大陆而言，规模1.2亿的投资或许真的只能算“还好”，但放在25年前，却堪称是一笔天文数字。“当时砸1.2亿我确实是倾家荡产”，薛一萍回忆，她将自己在岛内拥有的所有企业，包括旅行社、古董公司乃至收藏的古董全数廉价变卖，房子、车子更不必说，再加上所有的存款，“最后不够的还跟朋友到处借，这才算是把款项凑齐”。

　　如此砸锅卖铁、孤注一掷地从台湾跑到大理投资酒店，薛一萍如今总结，一方面当年确是年轻，抱着单纯、挚诚的想法，在被大理的美景洞彻心扉后，便彻底抱持了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决心。另一方面也是觉得，在此经营酒店不但能为旅客提供便利，让更多人欣赏到当地的风景，也能为日后的自己营造一个自然、健康的生活空间：“我一直有个根深蒂固的想法。一个人无论事业如何飞黄腾达，累积多少财富，当你到达一定年纪时，一定会希望过上安逸的日子，希望找一个风景如画、气候宜人、空气好水源好、利于养生的地方颐养天年。每个人到最终或多或少都会产生这样的向往。”因此，在大理投资兴建酒店，可谓利人利己，一举两得。

　　可以说，从一开始，薛一萍投资酒店就不是以追求纯经济利益为最大目标。“从经济上看，甚至可能有些不划算；但从社会效益来看，我认为自己选择在大理投资非常明智”，她强调。

　　25年前砸下1.2亿巨资，薛一萍最初预计20年收回成本，如今到了25年头上，她坦言，由于其间又投入大笔酒店翻新费用，到目前成本还没完全收回来，“可能要再过4、5年”。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薛一萍心里非但不急，反而越发淡定有底。她回忆，自己刚来投资的那个年代，无论大陆还是台湾，环保意识尚不普及。当时自己心中最大的希望就是当地政府能够重视环保，那时的她就已洞悉：“只要把环保做好了，将来就有赚不完的钱。”在大理开酒店一干就是25年，她表示，在这一历程中，自己可谓一路见证了当地政府如何一步步将环境保护落实到扎实的工作中，并在近年完成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施政方针，“对洱海的保护、苍山的保护、污染排放的管理，甚至于已经延伸到野生动物和候鸟的保护。这些是我最开心看到的。”她还谈到，之所以成本回收时间比预期延长，这与当地地理环境偏远，早年交通不便等因素有关，但看看今日的大理，从自己刚来时只有弹石路、盘山路，需要翻山越岭的旧貌，发展到如今交通四通八达，她不由感叹，“20年对人来说很长，但对于一个社会而言，只是很短的一瞬。短短20几年，大理从没有高等级公路发展到公路、铁路直通国外，如今高铁不日通车，机场也即将开通国际航线，这真是飞速的改变。”更何况，随着当地一波波环保治污措施的不断推动，自己坚信，大理终将成为一个永远没有污染的人间仙境。她仿佛能够清楚看到今后的路，“未来的经营收入必定翻倍，因为在当地不遗余力的环境保护下，苍山永远是翠绿的，洱海永远是清澈的，会有赚不完的钱。”

　　其实，倘若一门心思“向钱看”，薛一萍本有机会早些让自己收回成本，赚回投入的。她回忆，自己当年抱着极大的热忱前来投资，也很快遇上了当地政府单位亲切热情的回应。在为酒店选址时，自己原本可以拿下距大理古城南门仅20米，如今是游客服务中心的“黄金地皮”，“很大一块地，旁边有一条溪，很美”，但一番大喜过望后冷静想想，薛一萍反应过来，如果自己在那里建起酒店，日后必定破坏古城景观，“人家要来拍摄古城的时候，肯定是会拍到我这间酒店，它伫立在古城旁难免显得格格不入，到时岂不造成‘视觉污染’。”

　　在薛一萍的主动要求下，政府人员开着吉普车驶向上坡，载她来到距古城城门一公里的地方。车轮压过颠簸的弹石路，“就停在现在我家大门口再往北差不多50米的地方”，那是一个当时所谓的‘十字路口’，其实就是几片苞谷地的交叉路段。”她描述起当时的场景，“我问这条路叫什么？他们说是滇藏公路，是国道。我说国道应该不会改道，那就在这吧。”对方投来诧异的目光：“你确定？真的想在这？不会变？”薛一萍再打量一遍这座小小的荒山坡，地势较高便于观景，况且它面朝着洱海，背靠着苍山，应该能算是块依山傍水的风水宝地，“就在这”，她不再犹豫。就这样，前后不过五分钟，薛一萍完成了酒店的选址，也就此敲定了自己乃至整个家族与大理的天定姻缘。

　　尽管没有拿下古城旁如今可能是“寸土千金”的地段，尽管酒店距古城有一定距离，让她为此多少让渡了一定经营效益，但薛一萍依旧认为，自己已经达到目的。“就是不能离古城太近，不能破坏原有景观。”她强调，自己想做的是对大众有益的事业，而非单纯仅为赚钱，“如果只是为了钱，我当时根本不用来大陆。因为当时我的投资数额倘若放在台湾，不论怎么贬值，也足够我吃一辈子。”自年轻时便在海内外走南闯北的她坚信，就算大理不是全球范围内“独一无二的人间仙境”，也是世间罕有的旅游胜地。

　　“我想我的投资是正确的，‘利己’的同时也做到了‘利人’”她表示，“如今，大理生态旅游的饭已经煮上了，当地的很多百姓乃至他们的子子孙孙都可以吃这口饭。他们不需再去从事可能带来污染的重工业，也不需再靠砍柴、网箱养鱼这些重体力劳动维持生计。他们只要把好山好水保护好，把自己的民族文化发扬好，把自身的素质建设好，就有赚不完的钱。我为大理旅游业的发展过程中，也融汇着自己的一份努力感到骄傲 。”

全国台企联副会长、昆明台协常务副会长薛一萍接受中国台湾网专访。（中国台湾网 扶海涛 摄）

　　融入当地 从“人嫌鬼不待见”到“大家自己人”

　　都说“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占地面积近百亩，以园林式景观和宫殿式建筑为特色，并彰显青瓦白墙浓郁白族风格的亚星大酒店也不是。从酒店破土动工到最终落成的三年时间里，薛一萍与她的酒店在当地经历了一番番跌宕起伏、苦乐悲喜的故事，尽管过程略显波折，但这一历程中，她的情感、心灵、血脉，仿佛都与大理紧紧地连结在了一起。

　　回想着25年前来到大陆的毅然决然，薛一萍分析，除了被大理的美丽所吸引，被利人利己的信念所感召外，也与自己的家庭身世有关联。她介绍，自己的父亲祖籍江苏，是1949年去台的老兵。基于这一原因，他自孩提时代起，就被一些台湾本地人称作“外省人”。“小时候不太懂，长大后才明白，叫你外省人就表示，这里不是你家，你是从别的省份过来的，你老家不在这。”她回想，在岛内无论读书还是就业期间，与同学、同事之间发生的一些纠纷、矛盾，根本原因皆是由于族群的偏见。“我当时心说，等我哪一天有能力了， 一定要回‘我自己的家’看看。”

　　返回“自己家”投资兴业的薛一萍的确受到大理乃至云南省委、政府的热情帮扶，但她也很快发现，在大理白族自治州这个融汇了白族、彝族、回族、汉族等多民族的地区，来自海峡对岸的自己最初时好像并不受当地老百姓的欢迎，而且就连当地的“鬼”都来找她麻烦。一时间，薛一萍陷入了“人嫌鬼不待见”的尴尬境地。

　　初到大理，她首先发现，自己与周围人最大的不同是体现在穿着上。从台湾穿来的一身行头非但让自己冬天时冻得要死，甚至还被送了个颇具调侃性的称号——“台湾小姐”。

　　在穿上了当地夹棉的扎染服饰，化解了“衣”的困扰后，薛一萍又开始为“食”伤起脑筋。“我是素食者，刚来时想在当地找到一家素食店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所谓环境改变人，万般无奈的她开始学习新技能——支起炉子烧蜂窝煤，“我是在这学会烧蜂窝煤的，而且烧得非常好，可以烧几十天不灭火。”那段日子里，她总是在炉子上炖口砂锅，然后来到距酒店施工地点不远的溪水边，“溪水是从苍山上流下来的，我就在溪边把蔬菜洗干净，然后用溪水回去煮。这顿吃完了，下一顿加点水继续煮，就这样一口锅可以吃四十多天。”至于“住”的方面，她回忆，刚来投资的第一年，自己居住的是个“铁棚棚”，也就是大陆俗称的铁皮屋，那里白天是“董事长办公室”，晚上是卧房，里面的长沙发白天待客，晚上当床。就这样，在方圆一公里杳无人烟的铁皮屋内“蜗居”了一年，直到第二年，在她的投资带动下，有人开始在周边建起房屋，她才为自己租到了真正的房子，“曾经有阵子还住过学校的宿舍，这些都经历过。”

　　毕竟是带着巨款前来投资的，且彼时项目已正式启动，薛一萍已是名副其实的酒店董事长，只不过这位董事长除了自己洗菜、烧煤、睡铁皮屋，还得自任工地保安。她回忆，酒店建设过程中，工地曾一度堆满钢筋。在当时的“计划年代”，钢筋非但价格不菲，购买时还需要通过审批，一旦被盗就非常麻烦。“不光是钱的问题，因为很难批到钢筋。好不容易弄了几车回来，只能半夜瞪大眼看着。”

　　时间过了午夜，坐在工地看料的薛一萍隐隐听到周围传来宛如“女鬼夜哭”般的声音。方圆一里再无人烟的荒山坡，月光下黑漆漆的荒草坝，她被吓得毛骨悚然，只是强挺着才没有狂奔而逃。“女鬼”哭了一夜、两夜，她一度心念动摇，打算搬到古城去住，但想想不行，“项目是我的，今后就算酒店建好了，我还是得呆在这里，我必须面对它。”于是天黑后，她拿上打蛇用的竹竿和手电筒，坐在铁皮屋前开始“等鬼”。待到哭声再度响起，她壮起胆子循声凑过去，并打亮电筒：“你出来吧。你每天都来哭给我听，那表示我们俩有缘。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你跟我讲讲，看能不能帮你。但是咱们俩先讲好，你出来的时候不要太难看，我会怕。”谁料她这一番“反客为主”之下，“女鬼”的哭声反而越来越远，“我就一直追，追到最后没动静了。此后她也再没来过。”事隔多年以后，有员工偷偷告诉她，“女鬼”就是当地某某的老婆。她听了大笑，“当地人真的很可爱，挺好玩的”。

　　尽管驱走了“女鬼”，但部分当地民众缘何抵触、排斥薛一萍的谜团仍未解开，直到那一回，她的酒店工地上堆满了石料。“我这块地75%是石头，庄稼都不太好种。建设时挖掘机挖出很多石头，急需运离工地，否则眼看就要影响建设。”在当时，遇到类似请款只要请当地拖拉机工程队帮忙即可，由于石头也是建设原料，拖拉机队不但会负责搬运，还会以一车五块、十块的价格将石头买走。薛一萍差员工前去接洽，得到的回复是“没人愿意来”。“我说那不要钱，你帮我拉走，石头送你们”，但依旧没人来。眼看石头越积越多，再不清走就要阻碍施工道路了，薛一萍一咬牙，告诉员工，“跟他们讲，拉走一车我倒给十块”，结果还是没人来。难道车子就如此紧俏，难叫到这个地步？带着满腹狐疑，她来到南门古城外那条平日拖拉机停靠的路上，发现一溜拖拉机排队停在路边，工人们三三两两就地休息着。“你们不是没工作嘛，来嘛，去帮我拉一下石头，一车我倒给十块，拜托了。”薛一萍好言恳求的同时，手下员工一面给师傅们散着烟。“毕竟伸手不打笑脸人，他们对我还是很和气的，但一个个就是摇着头笑而不言，纷纷笑着回避我”。回到酒店，薛一萍要手下员工私下打听一下，对方不肯帮忙的原因究竟是什么。隔天员工回报：“他们说不能让你把酒店盖起来，一旦你盖起酒店，就会把他们的钱全赚光。”此外，还有“情报”显示，一些当地人甚至担心，如此大规模的外来投资，会不会引发政府硬性规定，每家每户必须去强制消费，一番话听得她哭笑不得。当下，她派员工们出去，分头做当地乡亲的工作，“去告诉大家，这酒店盖起来后一天房价是多少钱，相当于你们一个月的薪资还要多。这里是不可能强制你们过来消费的，而且你们有家，也不会住这。酒店盖好是要给来这里的老外、背包客住的。老外、背包客来得多了，你们就也有收入了。他们会去你们家吃饭，会去你们家玩，会跟你们买扎染、手工艺品。”手下员工一番分头游说，这才说动拖拉机队帮忙拉石头。过往的趣事如今再度回味，她不禁感叹，在民风淳朴的大理，当地的乡亲就是这样可爱，即便现在也如是，“非常友善朴实，毫无杀伤力。他们从不会欺骗你，因为在他们的观念里，骗人是一件非常害羞、丢脸的事。”

　　化解了与当地百姓的误会，薛一萍开始全身心地融入到他们生活中。随着酒店的落成与发展，她聘用了大量当地人担任酒店员工，并通过一个个、手把手的培训，使他们从没见过、不知道酒店为何物，直至一步步成为如今的酒店专业管理人员。“现在的员工里，我投资25年中跟了我24年的大有人在，跟了15年以上的应该都是。”薛一萍表示，员工们大多从县份上来，在当时的条件下，并不便于经常回家，就居住在酒店的宿舍内，相处久了，大家就像一家人一般融洽。“久而久之，他们教会了我当地的方言。我能听懂最传统的白族语，甚至也会说几句；他们也教会我融入他们的生活方式，比如白族人习惯吃早午餐，早上十点、下午各吃一餐，而后便基本上不吃了，肚子饿的时候会吃一些类似点心的“晌午”；他们还教会我当地的习俗，逢喜庆婚丧“做客”时要吃白族“八大碗”。我虽然不能吃（荤），但逢喜事也跟着他们凑热闹，感受他们的民俗、文化，我也很爱很爱。慢慢的，也被他们潜移默化，有时真的会不由自主地认为，我就是大理人了。” 她表示，最近几年里，由于爱上大理“香格里拉”般的生活方式，前来投资、定居的“新移民”越来越多，当地的“原住民”们有时不免私下调侃，“他们外地人就是这样，连这个都不晓得吃”。“他们会当着我的面讲‘他们外地人’耶”，薛一萍的语气中带着兴奋，“可见他们没把我当外人，我很开心，心里很甜的”。

　　透过自己的员工，薛一萍进一步结识了他们的家人、亲友，“有时会到他们的家里串串门子，坐在白族小院里，吃他们特意为我煮的素菜。而后再透由‘我员工的家庭的亲戚的朋友的朋友’，渐渐地，我在整个大理基本都不陌生了。”

　　在海拔约两千多米的大理，冬季还是有些寒冷的，但薛一萍的冬天总是过得那样温馨。除了善于烧蜂窝煤，她也喜爱烧松球取暖。她回忆，酒店尚未建成的日子里，自己常会牵着马（最初时不会骑唯有牵着）、带着竹篓上山采野菜，并赶在每年元旦前夕进山捡松球。“最初经常去，可后来酒店开业后太忙，就没有时间了。但特别温馨的是，他们（员工及其家人）会给我送松球取暖。他们还会采来野菌，用它熬成鸡枞油送给我。他们家中的果子熟了，也会采来送给我。”薛一萍说，虽然近些年来自己基本没时间进山采摘，但每年到了山中各类果蔬、山货成熟的时节，自己从来不会“缺货”，“好多朋友都会采来送我，让我觉得这里不光风景像仙境，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情感，真的也像传说中的香格里拉。”

　　扎根当地25年，除了与当地百姓亲如一家，薛一萍也始终感受着当地政府的亲切关怀。她永远忘不了，当年酒店建设中遭遇行政审批手续等制度性难题时，时任的大理州长身着白族少数民族服饰，随同省政府工作人员几度进京，向上级单位汇报恳托，才确保项目最终顺利落成；她也忘不了，当年岛内投资合伙人意外撤资，资金极度困难的当口，是云南省政府扶持旅游龙头企业的部分贷款支持帮她度过了难关。时至今天回想起这些，薛一萍仍是感动不已。多年来，她将对于当地的感恩之心化作爱心，默默播撒。对于云南因贫困上不起学的孩子，她积极在台湾寻求友人给予资助，并通过赞助“爱心小站”网站实现一对一帮扶，而这些帮助都是匿名的，“这是我对当地的一种基本付出，不能算是我帮助他们，应该是我感恩他们。因为没有他们的先民留下这一块净土，就不会有我今天的事业，而感恩他们最直接的方式，就是给孩子知识”，薛一萍深信，“当一个人拥有知识的时候，你不需要再帮他，他自己就能帮自己，将来还能帮别人。”

薛一萍向记者娓娓讲述自己的家族故事。（中国台湾网 扶海涛 摄）

　　父亲的身份与遗愿 “他是共产党员 选择长眠大理”

　　薛一萍之所以如此肯定知识的力量，或许还有另一个原因：毕竟自己也是出自书香门第的家族。据她回忆，尽管几十年来生意做得挺好，收入好像不错，尽管自己打小也最受父亲宠爱，“但我总觉得，父亲的内心里似乎从来就没‘看得起’我。他总说，我薛家世代书香传家，你的几代祖先都是秀才、进士，就你搞了身铜臭，做个商人。”在岛内，父亲不准子女从政、从军，希望他们全当教书匠。对于最疼爱的女儿弃文从商，父亲总是引以为憾：“你怎么就没有把咱们诗书传家的门风延续下去呢。”

　　无论父亲怎样讲，靠着经商发财致富，并在大理经营起酒店的薛一萍在站稳脚跟后，还是很快将父母和几个兄弟陆续接来大理定居，一家人其乐融融地生活在一起。日子一天天过去，这一天，父亲突然对她冒出一句：“知道嘛，你这辈子做得最对的一件事就是来大理”。薛一萍乍闻之下有点犯懵，“我以为他又要数落我，没想到这回却是莫大的肯定”。一番父女沟通之下，她得知，与自己的感觉近似，久居大理的父亲也开始爱上了这里。年轻时也曾读书万卷、行路万里的父亲也认定，大理确是一块其他地方无法比拟的宝地，“别小看了这个地方，将来一旦发展起来不得了”，父亲当时斩钉截铁地说。紧接着，她发现父亲的语气严肃下来：“你记着，以后等我不在了，你要把我葬在这里。我要为我的后代做件好事”。薛一萍赶忙称是，并询问父亲所谓的好事具体何指。父亲一字一句地告诉她，“把我葬在这里，我的子孙最起码每年都要来这里扫墓，久而久之他们也会爱上大理，薛家世世代代就能在这里扎根，这将是薛家最大的福报”。2006年，薛一萍的父亲高龄仙逝，她遵照父亲遗愿，将其葬于大理。如今，她依旧与母亲、兄弟在大理安居，就连自己的两个侄子，也在她轻描淡写的几句开导下，自岛内直接报考了大陆高校。“回想起来觉得父亲真挺有智慧的，而且他总算认可了我一次。”

　　追忆着父亲的过往，薛一萍谈到，自己初次登陆始于1985年，且原因就是专程为父亲的心愿奔走。她介绍，父亲祖籍苏北，1949年被迫与家人分离后便日夜思念家乡，唯盼有生之年再见亲人。但眼见父亲年事已高，况且当时（1985年）台湾尚未开放老兵探亲、两岸仍属敌对状态，老人对返乡也存一定“顾虑”。当下，她与父亲商定，先由自己以取道香港的方式返回老家，替父亲打个前站，而后再审时度势。

　　薛一萍回忆，初次的大陆之行给她的感觉还是很不错的，只是回到岛内后，父女二人再度陷入进退两难的犹豫，在她当时的想象中，（让父亲登陆返乡）风险确实不大，但也不能说没有，难道当真要让老人冒着风险走一遭？最后还是薛一萍拿出主意，“不如我将老家的亲人都接到广州，您先到广州同他们会面”。就这样，当年中秋，父亲终于得以与分隔36年的亲人重逢。“那个场面简直是惊天动地，那个嚎，那个哭啊”。当时，父亲向亲人们允诺次年一定返乡祭祖，他也真的于1986年，在薛一萍的陪同下返回了故土。

　　在女儿的帮助下冲破岛内执政当局的阻隔两度登陆成功，回到台湾后，薛一萍的父亲一下成为了当地老兵圈中的风云人物。“挺好的嘛，根本不会对我们怎么样，当地干部对我们非常亲切，假如回去了找不到自家祖坟，他们还会帮你找出来。”父亲的诉说进一步激发起周遭老兵的思乡之情。后来，不少老兵索性直接来找薛一萍：“我们都是看着你长大的，你既然带了父亲回大陆，我们这些叔叔伯伯你也不能不管”。此时已值1987年，随着海峡两岸的逐步开放，薛一萍申请了旅行社牌照，便开始一团团地带领老兵返乡探亲。她记得，当时前来报名的老兵从岛内各处涌来，很多人自己根本不认识，更不是父亲的战友，大家就这么一传十十传百地找上门来。那段时间，赶上中秋、春节等传统节日时，自己有时甚至要运作上千人返陆探亲过节，与家人团聚。

　　另据薛一萍回忆，尽管嘴上埋怨她没有承袭家族的书香门风，但父亲还是在自己登陆的第二年就从岛内来到大理陪伴自己，直至十多年后长眠于此。在大理生活的日子里，一次偶然的机会，父亲曾向她倾吐过一个隐藏了半个多世纪的惊人秘密：其实，父亲是一名共产党员。

　　原来，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薛一萍的父亲由于立功表现，被委任为上海的地方基层干部，遂从苏北老家前去赴任。她介绍，由于苏北地处偏远，那时也没条件乘车，只能全靠步行，结果父亲在途中遇到败退的国民党军残部抓兵，就这样父亲被迫去了台湾，与亲人一别就是近40年。“到了台湾，父亲立刻给自己改名，三个字的名字改成两个字。因为他们家兄弟六个全是共产党员，在地方上比较有名，否则一旦对上号，立马就不要活了。”

　　薛一萍讲述，在岛内被迫从军期间，父亲主动向部队提出，“我会写字，还懂点医术，申请当医疗兵。”于是，他就此成为一名军医，避开了操枪操炮，直至后来做了一辈子医官。几十年间，父亲严禁子女在岛内从军、从政，他常说，“谁知道这一枪这一炮打过去，会打到我哪个兄弟。”

　　薛一萍说，1949年父亲在赴任途中被掳走后，无论大陆的家中乃至政府方面均寻不到父亲的下落，遂基本判定他是在兵荒马乱中丧生了。直至后来的1983年，薛一萍的母亲有机会去日本，父亲便托她将一封信从日本寄到了苏北老家，后来老家真的也把信回到了日本，薛一萍的母亲再次赴日时将信带回父亲手中。薛一萍记得，父亲捧着信哭了好多天，恨不得马上就回大陆，但又不敢。于是这才有了前文所述，1985年薛一萍登陆为父打前站的一段经历。

　　她感叹，在岛内从军的父亲是共产党员，这在当年白色恐怖的台湾可谓是惊天的秘密。几十年来，父亲始终一人扛着秘密，从未向包括家属在内的任何人透露半句，直到来到大理后，才倾吐出一切。“那时候他已经不打算再回台湾，而是在大理永远定居，才将一切都告诉了我。”

　　今年7月，薛一萍在酒店内与两岸青年研习团体座谈，图为台湾文藻外语大学教授陈健祥向她赠送校旗。（中国台湾网资料图）

　　痛揭岛内政治骗术 倾力服务两岸交流

　　从1985年替父登陆到1993年初遇洱海，再到如今俨然成为地地道道的大理人。转眼间，薛一萍即将迎来自己登陆发展的第26个年头。这期间，凭借自己扎实的事业打拼以及在台商圈中的良好声望，她被推选为全国台企联副会长、昆明台协常务副会长。此外，她也常年担任省内的海协会成员。经营事业的同时，她始终不忘扮演好自己的多重角色，为云台两地乃至两岸之间的交流交往贡献自己的力量。

　　作为云南乃至大陆台商的重要领航者之一，她透过协会的平台，常年推动并参与到台商在陆扶贫、助学，跨省急难救助等慈善活动中，“大陆给了台商这么好的发展平台，当我们有能力的时候，一定要回馈这片土地，回馈这片土地上的百姓，这是应尽的本分”。

　　作为最早扎根大理的台商引资人，她不断见证着台商融入云南的生动点滴：“有一次看到昆明台协的一位老朋友发了条朋友圈，说自己从台湾飞回来，‘赶紧在机场甩（云南方言，“吃”的意思）了一碗米线，总算才有饱的感觉。’意思是说习惯了云南的常年饮食，再回去时已经吃不惯岛内的口味了。哎呀，把我们笑的，确实我也有这样的感觉。”

　　作为海协会成员，她更是常年为两岸各领域交流合作倾心尽力。记得当年省内举办第一届农博会时，她一个人就招来了60多个台湾展位，直接促成台湾馆后来的参展。当然，一年一度的滇台品牌交流活动——云台会背后，更是少不了昆明台协与薛一萍牵线搭桥的身影。她介绍，海协会有时会有一些接待活动，多年来，大理区域的接待、说明工作都是由自己负责。每逢有各行各业团组前来参访，她都会参与接待，并交流座谈，比如谈谈“一带一路”带给云南的新机遇等话题。每当岛内大学生团体走进大理，她也会与孩子们聊聊创业的话题，唠唠她讲给自家侄儿的那番话；“你毕业以后，终归需要就业或者创业。那么请问，未来当你耗费同样的心力、同样的成本，研发出一件产品后，你在台湾能卖多少件？在大陆又能卖多少件？你是希望产品大卖，还是在岛内的市场简单卖卖就行？”

　　多年的接待活动中，薛一萍有幸得到与岛内的老一辈政要结识、交流的机会。她回忆，自己不仅接待过连战先生及夫人、陈诚的公子陈履安、已故的国民党前副主席林洋港等人，诸如吴伯雄、郝伯村这些昔日政要更曾下榻于自己的酒店。“他们每次参访都会奠定更近一步的交流基础，这对两岸同胞而言是一种福祉。”尽管会面时大家并未直接谈起，但自己能够感受到，台湾老一辈政治家们对于“九二共识”的尊重与珍视，都希望在此基础上营造更好的两岸关系，使两岸在和平稳定中共同发展，“以我的感受、观察，他们抱持的心态或许很简单：大家都是炎黄子孙。”

　　薛一萍所建设经营的亚星大酒店就坐落在洱海畔，诸如吴伯雄、郝伯村等昔日岛内政要都曾下榻在此。(网络图)

　　将近两个小时的受访中，薛一萍始终侃侃而谈，妙语不断。回忆起过往的趣事，她总会不自觉地以手掩口，粲然而笑。然而，在记者眼中，自己与薛一萍进行的这场连贯完整、毫无间歇的对话，却完全可以分为上、下两个“半场”。“上半场”的薛一萍绘声绘色地讲述着自己家族与大理间仿佛天生注定的美妙姻缘，沉浸在深深的幸福感中。而“下半场”，当话题不知不觉间来到攸关岛内民众生计、百姓福祉的两岸问题，特别是谈到自2008年起发展势头良好的两岸关系遭到人为破坏时，之前言谈温婉、语调柔和的她也不禁泛起肝火，义愤之色在脸上几番浮现。

　　她结合自己亲历两岸交流交往的所见所感指出，自2008年至去年“520”前夕，两岸关系始终良性发展，岛内很多朋友都曾告诉自己，那几年大家的日子很好过。不久前，她刚刚回过一次台湾，“真的是叫苦连天。大家反映，台湾经济不好、政策不好、国际声誉不好，什么都不好。手上的各类资产通通跌，工薪族赚钱困难，年轻人就业困难，企业主做生意也很难发展。”

　　针对当前岛内民众的困境，她直截了当指出，对普通百姓而言，当政者所谓的“政治信念”究竟是什么，并不是百姓所真正关心的。百姓最关心的不过是吃好了没有，住好了没有，生活水平提升了没有。“作为一个执政党，只要能让老百姓生活富裕，没有思想负担，那就是最好的政党。至于你想在任内搞出什么‘政绩’，要跟日本还是哪个国家友好，这对百姓而言并不重要。现在大家只知道有人吃不饱穿不暖，民众口袋里没有钱，我觉得这就是这个执政党失败的地方。”反观大陆，百姓生活越来越富裕，在国际上无论走到哪里，都是最受殷勤接待的观光客，她表示，最近一半年来自己行走北京、上海等大都市或是走出国门，当被问到是哪里人时，她总会不由自主地回答“云南大理人”，在她心中，要承认自己来自发展每况愈下的台湾，几乎有些难为情。

　　她坦言，自己的话在某些人听来或许格外刺耳，但非常中肯。“百姓的要求不高，就是希望过上更好的生活。”然而，眼下岛内执政者施行的固执政策，不但影响了台湾民众的生活，甚至间接波及到在陆投资的台商，“即便大陆对台商的政策再友好、开放，优惠不变，你能保证所有大陆百姓对台湾人的感观不变吗？”久居大陆的她深深体会到，大陆百姓最是爱国。当两岸关系遭到人为破坏，久而久之，总会间接加重百姓对台湾人的负面观感，使台商的事业受到一定阻碍，“人家不愿意跟你合作”，她以自己的事业为例，“现在两岸关系不好，大陆游客到大理住店，倘若了解情况的旅游者难免提出，那家店是‘不知好歹的台湾人’开的，大家别去住。”她表示，这对于在陆辛苦打拼的台商而言，又是何其无辜。

　　可令人无奈的是，在如今的台湾，“一个人的偏执就是可以影响到整个时局，害所有的百姓跟着受累”，薛一萍指出，自岛内这一届执政党上台以来，两岸联系沟通机制停摆，不但岛内旅游业及相关产业哀鸿遍野，农产品也出现大量滞销，“然后执政者出来建议所有民众，你们要天天吃香蕉，吃香蕉有多好多好……”她指出，假使把岛内滞销的香蕉销往大陆，“不要说整个大陆，单是一个省的人口都不够吃。如此浅显的道理，我这个不懂政治的人都能想得通，身为一届领导人难道想不通吗？”

　　“九二共识”是两岸基石　“富足百姓”是最硬道理

　　据媒体报道，去年9月间，台湾海基会举办台商中秋联谊会，当时的海基会新任董事长在接受媒体访问时，却刻意避免使用“九二共识”，而以“那四个字”代替，这让奔波两岸看重和平发展的大陆台商群体极为不满。全国台企联王屏生会长当时动怒表示，“‘九二共识’、一个中国概念这么清楚，为什么不能讲？台湾社会真的是有病！”谈起这段风波，薛一萍指出，“九二共识”根本就不是现今这一届岛内执政者“说不认就可以不认的”，这就好比两家公司签了合约，其中一方换了总经理，于是就宣称签过的合约不算了，简直荒唐而滑稽。她表示，“九二共识’自达成已历20多年，岛内执政者现在却拒不承认，甚至“不准谈”，“根本就是将个人的仇恨建筑在整个民族的关系上”，极度不负责任。

　　说到这里，她与记者谈论起此前有十九大台籍党代表遭台湾方面注销户籍，以及近期岛内执政者针对“统派”人士所施行的一系列打压操作，并表示，依照岛内现行“宪制性”规定，民众享有信仰自由，可执政者却公然带头违反规定，剥夺百姓信仰自由，“是不是该负法律责任？”薛一萍痛斥，这样的执政简直就是胡闹，“没有章法，不守信用”。她形容，“九二共识”就宛如两岸间和平发展一纸“合同”，岛内执政者面对如此郑重的“契约”都能翻脸不认，肆意妄为，根本就是罔顾台湾民众的安危福祉，一切就是出于狭隘的个人认知与党派的一己之私。　

　　谈及未来，薛一萍表示，依目前情势，自己很难对台湾的发展抱有什么希望，“不过也不必失望”。对台湾民众而言，要改变当前的状况就必须改变政党的思维，当无法改变政党思维时，民众可以做出“选择”，用民意改变现状。在她看来，台湾人只要想自救就能改变现况，“除非是习惯了‘温水煮青蛙’，还觉好得不得了，那真是谁也救不了你”，否则一切就看百姓自己怎么想。

　　她明确指出，对台湾而言，经营不好两岸关系的话，经济一定不会好，而发展两岸关系的基石就是“九二共识”。“‘九二共识’是个友善而坚固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没有什么不可讲，没有什么不可谈，没有什么不可协商。平台之下是‘两岸一家亲’，同胞的心越来越近，大家进一步互助合作。”

　　受访中，薛一萍谈起，自己早在八十年代曾于香港经营事业，近年也再度在香港开设了公司，“感觉和八十年代在香港时也没什么不一样”，食衣住行更方便了，百姓的生活方式依旧得到了维系和尊重。对于台湾的未来，依她个人的观点看，“我觉得香港的模式也蛮好的”。她始终记得，当年香港经济低迷时，国家通过推动赴港游等等一系列措施，成功带动了香港经济。在她看来，这样的手笔除了中国政府，恐怕任谁都做难以做到。

　　但她也提到，依常理而言，国家各省份、地区的经济都该靠自己发展，如果是靠中央支持拉动，“对其他省份会不会显得有点‘不公平’呢？”但无论如何，国家就是这样维护着这些从小被迫与母亲分离，被别人抱走养大的孩子，“这样的孩子，母亲偏他们一点，或许也可以理解吧”，薛一萍说，“总之，我觉得不必那么纠结，还是那句话，谁执政不重要，谁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那才是最重要。”（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