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一:《元帅的最后岁月—彭德怀在三线》，王春才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

　　《一九六五年后的彭德怀》不是最早披露彭总在三线经历的书今年初，沈国凡著《一九六五年后的彭德怀》一书出版，很多报刊都对之进行了选载或连载，《中华读书报》4月18日还刊出一篇题为《走进彭德怀的最后十年》的文章，说“作者充分运用自己身在攀枝花钢铁公司工作多年的有利条件，从1975年就开始采访和搜集资料……取得大量第一手资料”。其实，这样的说法是不足信的。因为1975年，仍是“四人帮”横行天下的年代，彭德怀虽已屈死，但头上还顶着所谓“反毛主席、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党分子”黑帽，谁敢为他评功摆好，就会立即遭到批斗。即依我而论，1963年，我在过团组织生活时，响应党委号召，暴露思想，我质疑说庐山会议本来反“左”，后来反右，批彭德怀，岂非导致更“左”？我的这些言论“文革”中被揭发出来，批斗我时，说我为“反党分子彭德怀鸣冤叫屈”。直到“四人帮”被粉碎，彭德怀平反了，我也平反了，我的这项“罪名”才被勾销。1975年，沈国凡才25岁，说那时就已开始采访知情者，为写彭总作准备，这是不足信的。沈国凡在《一九六五年后的彭德怀》书末的《跋》中，一开头写道:“彭德怀自1959年庐山会议蒙冤之后到哪里去了呢？……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个谜一直很少为国人所知道。”作者说这话的言外之意，好像他是第一个揭开这个谜底的人。其实这同样是不可靠的，也是不真实的。

　　有关彭德怀在“三线”的史料是谁最先披露的？

　　我1979年初调京后，经历了批判“两个凡是”、破除个人迷信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解放运动。在多次学术会议上，人们都谈到该怎样看待毛泽东找彭德怀谈话，派他去成都，担任西南三线建委第三副主任，紧接着又批判《海瑞罢官》，将彭彻底打倒这一段历史。我认为，回答这一问题的关键是彭德怀去了三线后的所为、所想。事实上，这是一段历史空白，党史学界完全不清楚。1986年春，时任国务院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规划办公室副局长(后任规划二局局长、国家计委三线办主任)的家兄王春才及原在三线工作、时任国家体改委办公厅副主任的李尔华一起来我家聊天。王春才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曾在中共中央西南局国防工办任基建规划处长，多次与彭德怀一起开会，还一起看过电影，他与李尔华，都了解彭德怀在三线的不少情况。交谈中，我当即建议王春才，把彭德怀在三线的情况写出来，要一件事一件事地写，不清楚的，采访知情人。鉴于一些知情人年事已高，要抓紧，这也是抢救史料，最后写一本彭德怀在三线的书。王春才认为我这个主意很好，李尔华也表示支持。于是他回去就开始写了。

图二:《一九六五年后的彭德怀》，沈国凡著，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出版

　　为了取得彭德怀在“三线”的第一手可靠资料，王春才采访了大量的知情人

　　王春才先后采访了彭德怀当年的秘书綦魁英、警卫参谋景希珍、司机赵凤池、炊事员刘云、理发员贾月泉、医生李佩宜；又采访了西南三线建委第一副主任程子华、第四副主任钱敏、秘书长杨沛、冶金局局长陈凤梧(当年曾陪同彭德怀视察成昆铁路、攀枝花)及机械军工局、综合局、煤炭局有关负责同志；并采访了第五机械工业部副部长朱光、西南局国防工办主任蒋崇璟、冶金部副部长李非平(曾任渡口市委副书记，陪同彭德怀视察攀枝花)、西南兵工局局长李敏、宜宾地委书记沈学礼、成都东郊火葬场辛自权；彭德怀夫人浦安修、侄女彭梅魁、中央军委《彭德怀传记》编写组组长王焰等数十位知情人，他们为王春才提供了彭德怀在三线的丰富、可靠的资料。

　　王春才于1986年10月动笔写《彭德怀在三线》。这年冬天，他来京，将已写了十几万字的书稿交给我，请我审改。我修改后，推荐给华夏出版社出版，该社确定由刘卫平担任责编。刘卫平定稿后，转呈中央军委《彭德怀传》编写组审稿，该组主任王焰与顾问浦安修亲自审稿，浦安修还为该书题词“人间毁誉淡然对之，身处逆境忠贞不矢。”为了在纪念彭德怀九十诞辰(1988年10月24日)时此书能够出版，经有关部门协调，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及时出版了此书。二个月后，一万多册即销完，又加印三万册，该书颇受读者的欢迎。其后，王春才又补充了六万多字内容，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1992年3月，该书第四次印刷，书名改为《元帅的最后岁月——彭德怀在三线》。在1998年彭德怀百年诞辰时，王春才再次为该书补充内容，薄一波为该书写了书名，随即出版。可见，关于彭德怀在三线的史料，最早由王春才著的《彭德怀在三线》一书作了披露。

　　新出版的《一九六五年后的彭德怀》一书很多文字与《彭德怀在三线》雷同

　　随着王春才《彭德怀在三线》一书的多次印刷、报刊的大量转载，应当说，对彭德怀在奔赴三线后忍辱负重的生活情形及随后遭到的残酷迫害、屈死经过等，党史界、理论界乃至于普通读者已比较清楚了。可沈国凡在他年初出版的《一九六五年后的彭德怀》“跋”中，仍说“对于这位蒙冤而死的共和国元帅，反映他光辉一生的书籍和文章很多，但至今很少有人写他忍辱负重，奔赴中国大三线建设，在中国西部最大的钢都——攀枝花……在那里生活、工作的日日夜夜，以及最后为真理献身的事迹，这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感到遗憾的事。”这种说法显然是缺少对史料的占有的表现。王春才的《彭德怀在三线》，不正是充分写了彭德怀的这些“日日夜夜”及“事迹”吗？其书第五章“金沙江畔”，不正是写的彭德怀1966年3月31日至4月2日到攀枝花钢铁基地视察的情形吗？

　　我大体统计了一下，新出版的沈国凡的《一九六五年后的彭德怀》一书，书中有28章、144页共11万多字与《元帅的最后岁月——彭德怀在三线》一书中27节、185页共计9万9千余字文字雷同，而且也不加注释，这种做法让人吃惊。

　　还必须指出，王春才请洪学智将军为其《彭德怀在三线》一书所作的题词，沈国凡却将之妄改成“洪学智的赞语”，王春才请朱光部长为其书作的序言，其中有几处文字也被抄用，沈国凡并将序言说成是朱光的回忆。

　　王春瑜 5月11日于京华(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来源：北京日报）

　　　　　　　　　　　　　　　　　　　　　　　　　　　　　　编辑：大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