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消费对公众来说已经是熟门熟路，成了个人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见多识广的消费者再不会对枪手露出鄙夷的表情。同时，枪手也开始逐渐浮出水面。

　　围绕海岩新作的“枪手风波”，日渐喧嚣起来，“枪手”的问题再次引起了媒体的关注。环顾当代大众文化生产的各个细节，不难发现枪手及其变体在这个产业中随处可见。

　　如果把影视业中的“裸替”说成是演员的枪手，未必能让人感到信服，可是如果反过来把枪手看成写手的“裸替”，情况就逐渐明晰了。

　　事起大众文化生产

　　作为文化生产中的雇佣军，枪手与文化生产的组织者结成了短期的雇佣关系，在文化包工头的指导下，按照生产商的要求制作大众文化消费品。有时候，大众文化生产者会以统一的规格、形态、品牌推出系列类型产品。这些产品提供的主要是类型与品牌，因此作者尽管享有署名权，却依然是枪手。

　　和一般商品的消费活动一样，在文化的消费活动中品牌居于相当重要的地位。通过对品牌的认同与归属，文化消费者有意无意地对自己在大众文化潮流中的身份做出判断：群体和流行、品位和思想……。

　　消费者对品牌的消费活动，核心是品牌的价值，而产品的价值则常常可忽略不计。一旦大众文化品牌建立起来，通常就不需要再进行风格、内容或者形式上的突破与变革，需要的仅仅是萧规曹随，稳定而恰到好处地保持基本品质。这一特性让大众文化的生产成为一个可以分解与转包的项目。

　　只需要一定的生产能力，以及模仿最初的作者的手艺，枪手的生产活动就可以开始了。这是文化消费者对消费品需求的结果，也是生产商维持生产速度，保持市场占有水平的要求。

　　枪手的变迁

　　上世纪80年代初，枪手就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进入了文化消费活动。1988年开始，一个名为“（香港）雪米莉”的生产者就已经让懵懂的文化市场认识到枪手的意义。

　　当时，这个由三位川籍枪手构成的文学品牌横扫中国阅读市场。随后春风文艺出版社将“禾林小说”（Harlequin）带进文化市场。这种以品牌带产品的操作模式，事实上淡化了作者，是枪手写作的延伸。2002年以后，枪手作为大众文化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始频繁进入公众视野。

　　在这个过程中，文化消费者对枪手的态度也逐渐发生变化。上世纪90年代初，媒体曝光了“（香港）雪米莉”的真实身份，结果枪手被当作文学骗子而抛弃。可10年之后，文化消费对公众来说已经是熟门熟路，成了个人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见多识广的消费者再不会对枪手露出鄙夷的表情。当然，作为消费的文化给文化本身带来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文化雇佣军的生产活动不需要出类拔萃的创造力，只需亦步亦趋。同时，弃风格、内容或者形式上的突破与变革也在这样的文化生产活动中被警惕地排除，因为变动可能给消费行为带来影响，并进而减少大众文化生产商的利润。这一情况事实上抑制了文化本身的裂变与再生。

　　当供消费用的大众文化成为文化的主体，文化雇佣军成为文化产品的主要来源时，文化本身的生命力被遏制住，平庸化成为这种文化的发展方向。它带来的显然是一种毁灭性的后果。

　　“裸替”也要自立门户

　　2007年初，“红蝶社”和“夜读社”两个写手社团相继成立。其组成者大都参与过出版活动，但只能作为边缘写手出现在文化市场中。借用夜读社发起人的话说，成立写手社团的目的是与出版商相抗衡，因为“书商对新人，待遇相当过分”。而写手社团的成立，则被认为可以将原本以散兵游勇的形式出现的文化雇佣军，集合在一起。

　　不难看出，这种写手社团试图充当一个“枪手公司”或者“枪手中介”的角色。通过掌握枪手资源，提高文化雇佣军的整体价值，增加跟出版商谈判的砝码。这种操作手段的可行性或许还有待观察，但这些社团的出现足以显示枪手的需求：适当的署名权利与一定的利润配额。这也不过是些他们应得的东西而已。（作者：拇姬）

　　（来源：新京报）

　　　　　　　　　　　　　　　　　　　　　　　　　　　　　　编辑：大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