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夜闭门

　　王晓渔

　　在《天不丧斯文》(2007年5月24日《南方周末》)里，记者问主持“经典与解释”丛书的中山大学教授刘小枫先生：“大型系列丛书出版一般都有庞大资金支持，您的情况如何？”刘小枫对此的回答是“没有”，他表示好些朋友建议他申请国家社科基金或教育部的科研基金，连续申请三次都没中榜，据说评审专家一看是“古典”的东西，不现代也不后现代，不“前沿”也不实用。

　　南京大学教授任东来先生，同样有连续三次名落孙山的遭遇。在《在宪政的舞台上——美国最高法院的历史轨迹》(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前言里，他提到自己屡败屡战的经历：先是申请国际社科基金，再是申请江苏省社科资助，接着申请学校项目资助，均告失败。不过，他比刘小枫多申请了一次，终于在申请教育部社科项目时“范进中举”。

　　也有学者主动“淘汰”课题，比如点名批评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原所长、学部委员景天魁是“二流学者”的北京大学教授郑也夫先生。他曾经因为没有课题经费，虽然完成的科研、教学任务比别人还多，依然面临降级的可能，只能从中国人民大学跳槽到北京大学。从这个事例可以看出，除了个别院系，学者在面对课题时已经逐渐失去了“消极自由”，失去了不去申请课题的自由。在很多学校的评价体系里，课题是和科研、教学并列的指标，学术成果再多，如果没有申请到一定级别的课题，也无法符合晋职要求。

　　或许有人会说无欲则刚。暂且不说“无欲”是多么难以达到的境界，除非修炼成东方不败，即使你能够“狠斗私字一闪念”，放弃晋职的打算，现在的大学也不可能容忍这种懒人存在。在近年来推行的大学改革中，不进则退就是一个基本规则，如果你连续几次无法晋职，就会面临下岗的危险。即使已经是教授，也有新近推行的研究生改革“大刑伺候”，根据改革措施，导师需要向研究生支付助学金，没有研究课题的导师将不能带研究生。

　　或许也有人说申请课题是国际惯例。但是，今日中国之课题申请与学术能力几乎没有关联，已是众所周知。任东来的经历更是说明了这一点，他游学海外时曾经先后获得全美社会科学理事会、挪威诺贝尔研究所、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等机构的资助，回国后却成了范进。在中国，课题申请过程的诸多问题，诸如学术行政化、审批圈子化、研究标准化，已经被学者批评得体无完肤，却又毫发无损。一些人文课题的申请表格居然需要填写实验设备，从这个细节就可以看出中国课题为何与学术能力没有关联了。刘小枫、任东来们三番五次地被淘汰，还有谁确保自己可以幸存呢？申请课题除了一部分是“内定”，还有一部分则是看运气，仿佛“抽奖”。

　　我不赞同“以课题论英雄”，“中奖者”不一定比“落榜者”技高一筹，也不一定就比“落榜者”略输一筹。关键不在于是否“摸奖”或者是否“中奖”，而是要看“中奖”之后把这些经费用在什么地方：当学术包工头，还是真正用在研究团队的学术交流上。

　　（来源：南方都市报）

　　　　　　　　　　　　　　　　　　　　　　　　　　　　　　编辑：大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