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学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三个单位合作组成的“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整理小组”，经过一年多的辛勤工作，已初步完成全部新获文书的整理、录文和校对，并编成《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一书约150页的初稿。

　　这批出土文献约有三四百件，主要包括自1997年以来，特别是2004－2005年度，吐鲁番地区文物局对该地的古墓进行抢救性发掘出土的文书，同时还有一批向社会征集来的新出土文书。参加整理工作的专家们欣喜地发现，这批文献蕴涵着巨大的学术价值。

　　历史和历史研究总是存在一定的不平衡性，这一点在吐鲁番得到了充分的印证。整理小组组长之一、吐鲁番地区文物局局长李肖感慨地说，在古代，吐鲁番只是蛮荒之地，流放囚徒之所，远离华夏文明，可以说是汉文化海洋中的一个孤岛。而今天，由于其丰富的历史资源，已逐渐成为历史研究的资料中心，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学者们在吐鲁番发现了古代中国的历史，从中国历史上也发现了文化丰富的吐鲁番。

　　根据目前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整理小组的整理情况，这批文书主要集中在阚氏高昌王国时期和唐西州时期。此外，高昌郡、麹氏高昌王国时期亦有所涉及。李肖局长认为，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有的资料为传世文献的记载提供了进一步的佐证，有的为学术研究开辟了新的方向，有的则为一些悬而未决的学术难题提供了确凿的证据。

　　这次发掘只有一座墓葬出土了阚氏高昌时期的文书，即1997年清理的洋海1号墓，但这些文书却异常丰富。该墓的主人是一个名叫张祖的官人，生前的官职可能是“威神（?）城主”，这在当时应是一个重要的职位。由于他是官人身份，又由于他是一个通经义、会占卜的文人，所以在他的墓中出土了一批富有研究价值的文书和典籍，为我们研究高昌王国时期的早期历史提供了多方面的数据和资料。

　　在他的墓中出土的官文书主要包括衣物疏、契券和帐历等，这些文书为我们呈现了阚氏高昌时期的社会制度和当时人们的物质生活状况。其中出土的一件大约为永康九年、十年所写高昌送使的记录，更为我们提供了当时高昌送往迎来的信息，以及高昌派各城镇计人出马的记录，反映了阚氏高昌的对外交往，为这一时期的东西交流提供了珍贵的数据。而这件文书中保存的一批地名，也可以帮助我们探讨高昌王国早期的城镇设置问题。

　　在张祖的墓中发现了一件典籍写本残叶，一面写某家的《论语》注，另一面写《孝经义》，都是现已失传的古书。经过整理小组的学者推断，这个写本是以书籍的形制作为陪葬物的，应是张祖生前所读之书。《论语》古注和《孝经义》本身是十分珍贵的佚书，有助于我们理解儒家典籍及其传播的历史。另外，这个墓中还出土了一件关于易杂占的文书，大约有三张纸的篇幅，或许可以填补战国秦汉简帛文献和敦煌文献记载之间的某些空白。这件占卜书的背面，还有关于历日和择吉的文字，年代较早，因此也是十分珍贵的历法史和数术史资料。这组典籍类文献，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北凉及阚氏高昌时期学术文化的渊源，特别是与南、北朝文化的联系。

　　新出吐鲁番文书中有大量属于唐朝西州官府各级衙门的官文书，内容涉及官制、田制、赋役制、兵制等方面；从社会的角度来观察，则是研究官员生活、百姓负担、日常生活等社会史的材料。其中有一些与此前发表的吐鲁番文书有所不同的材料，如巴达木113号墓出土了此前从来没有见过的一种文书（04TBM113:6-1），登记高昌县思（?）恩寺三个僧人的僧名、法龄、俗家出身、剃度年份、至今年数及诵经名数。根据学者的研究，这件文书应当是《唐龙朔二年西州高昌县思恩寺僧籍》的原本，非常珍贵。而且，文书作于唐朝的西州时期，但把僧人出家的时间追溯到高昌国时期，表现了唐西州佛教教团的延续性，以及唐西州官府对于高昌僧尼人口的承认。

　　李肖局长还向我们介绍了2004年木纳尔102号墓出土的一些文书残片，经过整理小组仔细拼接，获得了唐高宗永徽五年（654）秋天和永徽六年夏天的两组文书，都是西州折冲府低级将官申请让人代替“番上”的牒文，后有长官批文。虽然文书保存文字不多，但其中关键的词汇却让我们得以重新解释唐朝府兵“番上”的内涵，历史得到了重新解读。

　　此外还有一些实际应用的文献材料，如可能是初唐西州当地学生所写的《千字文》，还有更早的高昌王国时期的《急就篇》写本，可以看出高昌地区习字文本的演变。还有一件学生习字，抄的是隋朝岑德润的《咏鱼》诗和一首佚诗，颇为难得。学者们认为，在西北边陲州郡，连儿童的习字都受到南朝诗歌的影响，充分表明了一个时代的风尚。

　　吐鲁番出土文物对于历史研究的价值还不仅局限在纸质的文书上，墓葬的形制、出土文物、墓志和墓砖等也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以墓志为例，2004－2005年发掘的交河沟西康家坟院，总共有四十余座墓，其中包括一些麹氏高昌国时期的墓志。在巴达木和木纳尔墓地的一些墓葬中，也有一些墓志保存下来，这些墓志对于高昌王国的纪年、官制、婚姻、外来移民等方面的研究，都提供了新的资料。

　　“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整理小组”为了使新出土文书尽快公诸于众，以供学界研究，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他们的劳动成果《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一书将于年内问世。李肖局长不无自豪地说，吐鲁番地区墓葬丰富，目前我们的考古发掘仅仅是其中非常小的一部分，随着发掘和研究的不断深入，吐鲁番将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相关背景链接吐鲁番地下埋藏着十分丰厚的文化宝藏，由于葬俗和气候特殊，文书、纺织品等有机质的文物容易保存下来，从而为研究古代历史保留了很多珍贵的资料。早在一百多年前人们就开始了对它的发掘和探索。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们纷纷组成探险队，在吐鲁番地区进行找宝探险活动。他们从吐鲁番地区盗走大量古代文书。由于缺乏科学的计划和指导，以及系统的发掘记录，造成的损失也很大。

　　吐鲁番地区同中原、丝绸之路的联系密切，许多有价值的历史信息只有吐鲁番文书有所保留。在唐代，吐鲁番叫做西州，中央政令在这里的贯彻实行，吐鲁番出土的资料成为我们现在研究唐代前期历史的最直接证据。

　　从1959年到1975年，考古工作者在吐鲁番先后进行了十三次科学发掘。1975年，“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小组”成立，以武汉大学唐长孺教授为首的全国专家学者对这批文书展开了及时的整理和研究，并于1981年起将整理成果———《吐鲁番出土文书》十卷本的录文本和大四卷本的图板本陆续出版。这次的发掘和整理工作比较科学系统，奠定了吐鲁番学在中国的坚实基础，吐鲁番学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李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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