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光复背后的闽台故事：来自福建的建议多被采纳

　　“台干班”第一期118名学员中闽籍学员有31人。（资料图片）

　　老台胞观展感慨万千。（资料图片）

　　来自福建的建议多被采纳

　　22日，“海峡壮歌——纪念抗日战争胜利暨台湾光复70周年档案图片展”在北京开幕。展览叙述了从1895年日本侵占台湾到1945年抗战胜利台湾光复期间，闽台两地人民共同走过的抗战历程以及所取得的伟大胜利。除了共同抵御外侮，展览的最后一个部分，单列一章《台湾光复》，讲述了一段有关闽台共筹复台、共建台湾的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

　　时光随着一张张泛黄的历史照片倒转回上世纪40年代。1943年12月，《开罗宣言》发表。其中，关于中国的领土主权问题，中美双方同意：日本用武力从中国夺去的东北各省、台湾和澎湖列岛，战后必须归还中国。由此，当时的中国政府开始积极着手收复台湾的调查研究和设计工作。次年4月17日，台湾调查委员会设立，并任命曾任福建省主席、对台湾情况较为熟悉的陈仪为主任，负责规划台湾的接收工作。

　　要制定接收方案，首先要充分了解和掌握台湾的情况。省档案局(馆)巡视员林真告诉记者，当时重庆方面对台湾的资料非常缺乏，实地调查又十分不便。闽台曾为一府，历史渊源深厚，福建长期致力于台情资料的收集与研究。因此，应台湾调查委员会之请，当时的福建省政府很快就提供了 《台湾法令辑览》 《台湾考察报告》 等大量汇编资料。这些材料成为台湾调查委员会制定接管计划的参考教材。

　　1944年，当时的福建省政府机关刊物 《新福建》 推出“台湾研究特辑”，陆续刊载 《闽台关系论》 《认识台湾》 等文，当时的福建 《中央日报》 还推出《台湾光复运动纪念特辑》，刊载 《给革命的台湾同胞》，对收复台湾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在各方的呼吁推动下，研究台湾、了解台湾也成为当时福建各界的热门话题。

　　同年4月，福建省临时参议会第二届第二次大会通过陈村牧的《拟请中央恢复台湾省制案》以及黄谦若提出的《关于发动研究台湾问题，加强民众意识》决议案等。林真表示，由于闽台关系密切，对彼此的历史、文化和政治、经济、社会情况十分熟悉和了解，因而福建各界上述建议大多被当时的中央政府采纳吸收，成为接收台湾和施政台湾的参考依据。

　　赴台的公职干部半数为闽籍

　　展览现场，一份长长的统计表吸引了许多民众驻足观看。从这张 《光复初期台湾行政长官公署行政机关及市县负责人籍贯与履历表》 可以看出，在台湾光复初期，行政长官公署的13个机关(不含直属机关) 以及17个市县政府的主管中，民政、财政等9个主要部门主管以及高雄、台中等10个市县长，都是从福建调去或曾在福建工作过的。

　　台湾光复初期，福建为台湾输送了大批行政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据1946年台湾方面的统计，当时在台湾公职人员中，闽籍干部达4771人，占台湾各级机关公职人员的10.72%，占全部外省籍干部的一半。

　　“台湾对赴台人才的要求颇严，‘赴台服务者通英语外，如不通闽南语，请勿前往或介绍’，因此福建自然成为人才的主要输出地。”林真告诉记者，光复前后，福建对台湾输送的人才主要有五类，即高中级行政干部、军警部队、专业人才、师资与教育管理干部、高校毕业生。当时，赴台行政干部培训主要在重庆和福建进行，警察培训则主要在福建进行，由此可见福建举足轻重的地位。

　　泉州人阮传发曾是国民党中央警官学校第二分校台湾警察干部训练班 (简称“台干班”) 的一名学员，亲身经历了1945年10月25日台湾光复的全过程。阮传发回忆说，当时大陆的接管人员初上宝岛，饱经战患的台湾同胞们惊魂未定，但当他们听到这些“台干班”成员竟然能够和他们一样说闽南话的时候，亲近之感油然而生，大家围住这些“黄军装”七嘴八舌地问起了家乡的亲人、大陆的国情，被日本人阻断了几十年的乡音乡情重新活络了起来。

　　复台之后，百废待兴。然而，除少部分高端技术人员留用日籍人员外，其他人一律裁汰，因此台湾急需大批专业人才。当时的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各处会室局、各地方县市政府纷纷致电当时的福建省政府和厦门市政府，要求抽调和招聘大量邮政、文教、财会、海关、盐务等各类专门人才赴台协助台湾的接管和重建事宜。当时的福建省政府迅速反应、密切配合，源源不断地向台湾输送应急人才。

　　跨越海峡送去传统文化教育

　　“台湾收复以后，应做工作自然很多，但弟以为最重要的一种却是教育。”1944年5月10日，在陈仪给时任教育部长陈立夫的一封信中他这样写道，“台湾收复以后，首要工作在安民心，使之归宗祖国，益增亲切之感，教育为亲民之基本途径。”为了能在台湾光复后的较短时间内肃清台湾长期接受日本“皇民化”教育的恶劣影响，师资的补充和培养成了台湾重建的当务之急。

　　然而，当时台湾学校师资力量非常薄弱，考虑到绝大多数台胞不习国语，而闽台语言相通，福建籍教员既掌握国语又会讲闽南话或客家话，因而福建成为台湾征聘教师的首选之地。

　　尽管缺乏完整的统计和详细的资料，但我们仍能从当事人的回忆录中得知福建人到台湾后从事教育工作的若干情形。据时任台东县长、龙岩人谢真回忆，尽管在台湾教育部门工作待遇并不太高，但不少福建人都很踊跃，工作热情都很高，即使是到条件恶劣的小岛或僻远山区亦在所不辞。1947年4月，谢真到了孤悬于海上的兰屿，这里的海域黑潮湍急，交通不便，但就在这样的孤岛上，也有来自福建的青年，在小学和乡公所勤奋地工作着。

　　后来成为“台湾杰出女性”的著名作家龚书绵教授是泉州人。当时长期的殖民教育使台湾的基础教育失去了中华文化的传统，为此，年仅18岁的她随同福建国立第一侨师的同学一起渡过海峡，到台湾从事中文教育，一去就是半个多世纪。

　　除了教师，福建还派出相当数量的教育干部赴台工作。当时，岛内不少县市的教育主管官员都是福建人。如，曾任台湾大学校长的庄长恭、台大农学院代理院长陈振铎、台湾省立农学院的校长周进三等都是福建人。毕业于厦门大学经济系的福建晋江人黄克立，光复后出任首任台中市长，任内对日本统治时期的行政机构进行改革，并整顿学校、普及教育，使得台中小学的就学率达到80%左右；还恢复和设立了7所中学，学生数达4000多人；接着又复办了农林学校，学生数达1000多人。

　　“这些来自福建的老师、教育干部，为清除日本殖民教育的影响，建设台湾的新教育体系，推广普及汉语和中华传统文化，做了许多实实在在的工作。”林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