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卫钓鱼岛运动的重要亲历者和组织者、纽约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花俊雄12日在纽约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对于长达近半世纪的“保钓”历程，年逾古稀的他侃侃而谈。
总面积约6平方公里的钓鱼岛，现在再度成为海内外关注焦点。日本方面眼下正在上演一出将钓鱼岛“收归国有”的闹剧，令保卫钓鱼岛的呼声重新回响。
中新社记者12日专访保卫钓鱼岛（下称“保钓”）运动的重要亲历者和组织者、纽约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花俊雄。对于长达近半世纪的“保钓”历程，年逾古稀的他侃侃而谈。
现代史上的“保钓”运动主要发端于上世纪70年代初的美国，留美华人学生是运动主体。
花俊雄说，40余年前“保钓”的肇因大抵有二，一是那时留美华人学生多来自香港和台湾，他们普遍具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使命感和民族主义情怀；二是美国国内校园思潮的影响，反战示威游行层出不穷，青年的社会运动汹涌澎湃，给留学生以很大触动。
花俊雄对本社记者说，1970年，美国拟议向日本“归还”琉球群岛，将中国的钓鱼岛划入“归还”的范围内。这在当时的留美学生中间引发了很大愤慨，大家广泛认为要出来抗争“美日私相授受”，主动维护中国的主权。
他认为，当时的留学生已经从历史、地理等多个方面全面阐述中国对钓鱼岛无可争辩的主权。历史上钓鱼岛长期归台湾宜兰县管辖，即使是日占台湾时期也是如此；地理上钓鱼岛也和琉球群岛的地质结构并无牵扯。
他说，各种组织和串联活动随之渐成星火燎原之势，各种“保钓”刊物也陆续涌现。他作为来自台湾的留学生，从1970年起就开始积极参加“保钓”，在组织游行抗议外，还编纂《匹兹堡通讯》，传播“保钓”的最新进展。
花俊雄回忆，那时留学生的经济条件都很有限，印刷刊物都是自己刻钢板，纸张都要自己积攒；为影响美国主流社会而在《纽约时报》上刊登整版广告，当时需要上万美元，是很大一笔钱，也是留学生和华人学者们一点点努力凑齐的。
1971年4月10日，爆发了规模空前的“保钓”运动示威浪潮，2500多名以全美各地留学生为主的华人齐聚华盛顿，先到美国国务院提交抗议信，再到当时台湾的驻美机构前游行请愿。
花俊雄说，当时他是“中西部学生代表”，带领大家喊口号，高呼“Sato，Sato，You must go！（佐藤下台！Sato即佐藤荣作，时任日本首相）”虽然整个示威浪潮的士气高昂，但其中不少人对台湾当局回应学生请愿的冷淡态度失望。
由于当时的台湾当局对“保钓”并不热忱，海外“保钓”运动很快发生了分化，要求进步的留学生开始寻求大陆方面的支持，并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爱国统一运动的发展。
随着“保钓”运动逐渐由“左派”主导，1971年9月，“保钓”中的进步分子李我焱等五人从美国来到北京，与时任中国总理周恩来进行了长时间交谈。
花俊雄说，李我焱当时曾请他一起回北京见周恩来，他也想了很多路线，比如谋划从美国秘密到巴基斯坦，再乘坐法航飞机从卡拉奇到北京，但后来还是没有成行，他感到非常遗憾。
周恩来在和李我焱等会面中对“保钓”运动给予很高评价，称“保钓”是“海外的五四运动”。花俊雄说，现在看来，周总理的评价可能有些过誉，但在当时很大鼓舞了留学生们的爱国运动。他说，大家深刻感受到如果国家不统一，收回钓鱼岛是很困难的，因而“保钓”运动后来自然演化为爱国统一运动。
“保钓”在更大程度上促成了两岸人员的交流，不少“保钓”人士陆续访问北京，成为两岸互相了解的重要窗口。花俊雄也在1975年首次来到大陆。
然而，因当时两岸关系仍然很紧绷，花俊雄、李我焱等一大批进步分子都被台湾当局列入“黑名单”，近20年无法回台湾。
光阴流转，李我焱、陈恒次、程君复等当年的“保钓”运动元老已相继作古，还健在的运动积极分子也都垂垂老矣。对于投身“保钓”运动，花俊雄慨言，“青春无悔”。
在谈到“保钓”运动的可贵精神时，花俊雄对记者说，广大华人留学生参加“保钓”，纯粹是出于自觉自发的爱国热情，没有私心私利，自力更生。“有条件要上，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当时就有这么一股子敢想敢干的精神”，他说。
他说，“我28岁到美国留学，参加‘保钓’运动时不到30岁，现在我已经71岁了。40多年过去，大家尽管政治立场有所不同，都还是比较怀念年轻时意气风发参加‘保钓’。所谓‘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海峡两岸各界人士应该继续为‘保钓’携手努力。”
花俊雄感叹，海外“保钓”运动和过去相比，应该说还处于比较困难的阶段。海峡两岸清华大学搜集和保存史料，希望能够将“保钓”历史传递给更多的年轻人，他认为此举很有意义：“最终还是期冀‘保钓’的力量能够薪火相传”。 中新社记者 李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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