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作家出书讲述台湾早期共产党人吴思汉传奇一生

《寻找祖国三千里》。本报记者 孙立极摄

台湾作家蓝博洲。本报记者 孙立极摄

　　吴思汉，一个生命定格于27岁的台湾青年，在《寻找祖国三千里》出版前，只是台湾白色恐怖时期政治受难者数字中的一个。没有多少人知道，半个世纪前，他曾经只身跋涉千里，克服重重困难，回到祖国参加抗战。

　　摆在台北诚品书店的显著位置，去年出版的《寻找祖国三千里》，还承载着另一段追寻故事——台湾作家蓝博洲用十几年时间，寻访所有能找到的当事人，一点点收集资料，终于拼构出台湾早期共产党人吴思汉的传奇一生。

　　祖国啊，你的台湾儿子回来了

　　1944年4月5日，日本京都。还不到20岁的吴思汉，穿着干净的学生装，踏上开往下关的火车，准备从下关换乘渡轮赴釜山。望着窗外的风景，他想，此行如能成功，那么，身为一个台湾青年的他，就能实际投入祖国抗战建国的队伍了。想到这里，心胸立刻被一种莫名的感动充塞，眼泪于是就不可控制地顺着双颊流了下来……

　　《寻找祖国三千里》沿循了蓝博洲一贯克制平静的文风，在他不动声色的叙述中，吴思汉的一生徐徐展开——原名吴调和的吴思汉，台南白河人，从台湾跨级考入日本京都帝国大学读医学。忙于经商的父亲为长子备感骄傲，却不知道他因为不满日本殖民统治，早就下定决心“大学毕业后，以技术者的身份回归祖国”。

　　入学不到一年，吴思汉就毅然放弃京都帝国大学的学业，实施自己的回国计划。他穿越朝鲜半岛，过鸭绿江，潜入东北、华北沦陷区，再突破前线封锁，深入内地，大半年后，终于抵达当时国民政府所在地重庆。时任《大公报》记者的李纯青，回忆抵重庆时的吴思汉：“他衣衫好几处窟窿，露出黝黑的肌肤。”尽管如此，“他是如此斯文，眉目清朗，风度倜傥，说起话来有条不紊，明察事理。”

　　李纯青听吴思汉讲述一路经历：去山海关的途中，被日籍检查员查扣，没收了作为旅费的药品；因为经济困窘，被迫在天津找了一份工作暂时糊口；找不到去重庆的路，苦闷中，考入了北京大学；在河南，饥寒交迫时卖掉大衣；终于进入抗战区，却被当作日本间谍监禁起来……这个说着生硬普通话的台湾青年，一会儿被日本人追查，一会儿被同胞怀疑，“一关比一关难越，其曲折惊险，有如希腊神话英雄尤里西斯还乡记。”李纯青因而感叹：“每个台湾人寻找祖国的经历，都是一部千万行的叙事诗。”

　　很快，抗战胜利，吴思汉也回到光复后的台湾，进入一家报社工作。如果故事在此时画上句点，纵使千辛万苦，也是圆满结局。然而，生长在1949年前后，一个热血青年注定无法享受普通人的平凡幸福。1950年11月28日，吴思汉作为“匪党支部书记”被台湾当局“明正典刑”。在台北马场町，这位曾经奔到鸭绿江边激动呼唤“祖国啊，请你看我一眼，你的台湾儿子回来了”的青年，身中三弹，倒在5年前刚从日本统治下回归祖国的台湾土地上。　　

　　那些被枪杀的人，优秀太多了

　　“我被吴思汉流星般灿烂而瞬间消失的悲壮生命传奇吸引了。为了理解像他那样的殖民地台湾青年的身份认同之旅，我开始寻访吴思汉的脚踪。”

　　1987年，27岁的蓝博洲在《人间》杂志制作台湾二·二八民众史专题时，无意中听到吴思汉的故事，从此开始了艰难的追寻之旅。“我陆续打听到、找到他的同学、家人，最后很曲折地找到他的遗孀。另外，也在图书馆找到吴思汉讲述回国经历的文章《思慕祖国 不远千里》。就这样，曲曲折折十几年。”蓝博洲还利用到日本、韩国、中国大陆的机会，试着分段重走了吴思汉走过的路，回想他站在那里的所看所思，“直到再也找不到材料了，找不到可以访问的人了，我就把它写出来。”

　　在蓝博洲的追踪下，一心奔向重庆的吴思汉，最终走上“匪党”的道路并不偶然。1947年，台北“二·二八”事件发生时，吴思汉人在上海。在上海台湾同乡会，与吴思汉相识相交的徐萌山告诉蓝博洲，吴思汉说他“一定要回去推动台湾的新民主主义运动。于是，他不惧满天密布的白色恐怖罗网，毅然地乘船回台。”

　　事实上，当年，取道日本回国抗日的台湾青年并不只有吴思汉。《寻找祖国三千里》书中除了吴思汉，还介绍了林如堉、李中志、张金海……他们同样千方百计回到祖国——林如堉假装到日本军中服役，借着回台湾运白糖的机会，将运糖船直接开到抗战区了；更为相同的是，他们选择了同样的道路，也遭遇了同样的枪杀。

　　“当时台湾有四大才子：郭琇琮、许强、吕赫若、吴思汉，都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也都是地下党。”他们有很多相似之处，虽然出身富裕的家庭，无一例外，都同情底层群众，为实现社会公平的理想，都将生死置之度外。

　　蓝博洲最惋惜许强。许强是台北帝大医学部第一届毕业生，当年曾被日籍泽田教授夸赞，是台湾唯一可能获得诺贝尔奖的天才型学者。许强34岁即成为台大医院第三内科主任，37岁即被以“匪谍”罪名枪决，让这位可能对台湾医界乃至社会做出重大贡献的领军人物提早结束了一生。

　　台湾著名的政治受难者陈明忠在一次访谈中，毫不避讳地说：那些被枪杀的人“都比我们没被判死刑的人，优秀太多了。”

　　吴思汉死后，余波未了，他的父亲被关押了10个月，几乎倾家荡产。吴思汉的遗孀李守枝没有孩子，也没有再嫁。每年清明，她都从台北赶到台南白河祭拜吴思汉，但为了避免连累他人，她烧光了所有吴思汉的照片，只能把这个人藏于记忆深处。　　

　　让被湮灭的历史一个个地出土

　　将近40年，吴思汉们死因成谜，家人朋友也缄默无语。1987年，《人间》杂志刊出了蓝博洲采写的《美好的世纪》，首次讲述了医界精英郭琇琮的生平。这篇文章用石破天惊来形容也不为过。台湾著名导演侯孝贤就称赞，蓝博洲的《美好的世纪》和《幌马车之歌》是“先驱”。此后21年里，蓝博洲写了21本书。几乎每本书，他都聚焦于台湾上个世纪50年代前后那段被湮灭的历史。

　　1960年生于苗栗的蓝博洲，黝黑面孔、参差不齐的络腮胡须，人如其文，朴素、沉静、平和。“我是偶然碰触到这段历史，发现真正的历史跟台湾主流社会所讲的不一样。”他说，从郭琇琮开始，这些人的人格、理想主义感动了当时20几岁的他。“我本来15岁就立志要写小说的，可是当我碰触到这些体裁时，我就告诉自己，我往后的人生，别的事也不干了，就认真干这些事。一定要努力让这些被湮灭的台湾历史与人物，一个个地出土。”

　　刚开始，蓝博洲受到了很多限制。“虽然我知道他们真正的身份是什么，可我不能写出来。台湾是一个病态的反共社会，因为从小就被强迫灌输反共教育，绝大多数的人还没办法接受他们的身份。包括他们的家属。他们会讲，我父亲、我哥哥是很优秀的人，不可能是共产党。”

　　蓝博洲不只一次遇到，受难者家属愿意向他讲述那些苦难往事，却心有余悸地再三叮嘱不可以写出来。他坦承自己在写《幌马车之歌》时曾经违背对受访者的承诺，把他们办地下报纸《光明报》的内容写了出来，因为他“观察台湾社会当时的脉动，应该可以在言论上勇敢突破；如果连这个都不写，一般社会大众不会知道这些人是为何而牺牲的。这样，给‘文化台独’可乘之机，将台湾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扭曲为台湾人悲情论的历史。”

　　“如果台湾老百姓不了解真正的台湾历史，在两岸关系未来发展的议题上就会被误导。”蓝博洲更希望还原历史真相。“长期以来，‘台独派’刻意把‘二·二八’解读为‘台独运动’的历史起点。”他说，“恰恰在1945年到1950年，当时的台湾青年的身份认同还是中国人的认同。经过要求民主、自治的‘二·二八’斗争失败后，他们的认同从白色祖国转向红色祖国，进而要求结束内战，要求国家统一。”

　　当然，在当今的台湾，甚至两岸，这个主题、这段历史都不讨喜。蓝博洲自我解嘲：“蓝绿都不喜欢。不只蓝绿，今天大陆多数年轻读者喜欢的台湾文艺作品，恰恰是脱离台湾现实、回避社会矛盾的‘小资情调’的内容。”但蓝博洲所聚焦的题材才是活生生的台湾民众史，只有了解那些受难者家人半个世纪来都不能释怀的心痛，才能理解台湾人为什么会有那么深的悲情，才能理解为什么民进党操弄族群议题常能轻易奏效，也才能理解为什么蓝博洲，这位被岛内“文化台独”派批成“为匪宣传”的作家表示：“台独”绝对不可能实现，也不值得支持，但要理解它产生的历史背景，对饱含悲情并期望“出头天”的广大台湾民众要有历史的同情。

　　游走于主流文学之外，注定了蓝博洲的追寻之旅不会平顺。本来《寻找祖国三千里》不必花费十几年时间，蓝博洲说：“主要是没钱。我是自由写作者，有最大的自由，也有最大的不自由，就是没有足够支持采访写作的资金。”一般说来，他花十年时间写成一本书的版税收入大概只有6万元新台币左右。已过知命之年，同龄人可能拥有几处房子，一直没有固定薪资收入的蓝博洲，却还经常不得不接受写作之外的演讲或授课等邀请。他虽然生活清贫，但身心自由。(本报记者 孙立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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