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台北5月3日电 题:崖枯木落见天心——台北“素书楼”上忆钱穆
新华社记者章利新 陈键兴
台北阳明山麓,外双溪畔,“素书楼”见证一代国学大师钱穆的晚年生活点滴。钱先生寓此22年,著书30余册,开课17载,小楼客厅成为孕育一代学人的文化园地。
记者日前沿外双溪,走进东吴大学校园,探访钱穆故居。小院敞着两扇朱门,上题“素书楼”,正是钱穆遗墨。门后曲径通幽,拾级而上,枫树夹道,修竹相迎,尽头即是一座二层小楼。
“一园花树,满屋山川,无得无失,只此自然。”这是钱穆对“素书楼”的描画。据了解,庭院里一砖一石、一草一木都是钱穆夫妇入住后,亲手营建种植。经过多年经营,一片荒地化为松竹挺立、枫梅横斜、鸟语花香的典雅园林。
1967年,钱穆偕夫人从香港迁居台北。为纪念母亲生养之恩,钱先生以无锡故里母亲所居“素书堂”命名这处居所。1969年,他受邀担任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开始在家中授课,每周讲2小时。
在“素书楼”,记者见到钱穆晚年弟子、台北艺术大学名誉教授辛意云先生。他身穿藏青色中式短褂,正在准备下午的论语课堂。
辛意云25岁师从钱穆,一直陪伴至先生去世。他清晰地记得当年上课的情形:客厅里挤满了人,最多时有四五十人,有的学生只能站着听讲。课堂上,先生讲论总是神采飞扬,抑扬顿挫,说到激动处还会拍桌子,加上他浓重的无锡口音,往往会让初来者吓一跳,误以为先生脾气火暴。听下去,就发现先生言辞风趣,性情随和,不随意褒贬他人。听久了,更为先生的人格魅力深深吸引。
如今,客厅里桌椅、沙发、字画基本保留了原貌。供桌上立有朱熹雕像,墙上挂着朱熹所书的“静神养气”“立修齐志”以及“读圣贤书”碑刻拓片制作的对联,可见钱穆对朱熹和宋学的推重。
沿楼梯而上,墙上挂着钱先生授课、访学和日常生活的照片。一支烟斗、一件长衫,或静坐或吹笛或读写,一位儒雅厚重的学者形象展露无遗。19年,钱穆在这里为弟子们上了“最后一课”,并留下最后的赠言:“你是中国人,不要忘记了中国!”那天学生环坐聆听的情形,如今也定格在墙上的照片里。
钱穆1895年出生于江苏无锡,18岁因家境困难自高中辍学,在家乡的小学和中学任教,同时自学不倦,成就大学问。“先生生于忧患,一生为‘中国会不会亡’这个大问题所驱使。”辛意云说,先生一世都在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中寻找答案。
新文化运动中,与许多学者“向西看”不同,钱穆投身国故研究,主张对历史要有“温情与敬意”。“因为他认为只有从历史中才能看到未来。”辛意云说,“在那个时代,先生以一系列扎实的研究著作,解决了当时学界的经学史学纷争,为人们提供了认识中国历史和典籍新的方向和可能。可以说,《国史大纲》从历史文化的角度鼓舞了一代中国人的信心。”
在“素书楼”二层,书房里矗立着钱穆的半身铜像。书桌上,摆着他晚年的重要著作《朱子新学案》手稿。直抵天花板的大书架,陈列着两岸不同时期出版的钱穆著作,其中包括台湾联经版的《钱宾四先生全集》,一共54册,如果叠成一摞,几近两米。
“素书楼”时期,钱穆的重要著作包括《朱子新学案》《双溪独语》《晚学盲言》等。“晚年的这些著作,融会贯通了先生的平生所学,就中国文化中的基本问题,比如生与死、身与心、天道与人文等,他作了系统梳理,提出了一套基本观点。”辛意云说,这是先生要理出“后来人进入中国传统文化的蹊径”。
钱穆在“素书楼”的生活简单而有规律,起床后在楼廊小坐片刻,便开始工作。清晨读经典,夜间读史书,中间读杂书。他还擅昆曲,箫笛俱佳。在有明月的晚上,他有时会坐在二楼廊上,伴着溪水潺潺之声,吹奏笛箫。
在“素书楼”居住了22年后,因陈水扁等人的政治操弄,钱穆于1990年以96岁高龄迁出,另觅居所,数月后溘然辞世。在迁出前夕,这位老人仍在思考和阐发“天人合一”观,视之为“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归宿处”。
在关于“天人合一”的最后遗稿的结尾处,他写道:“中国文化则屡仆屡起,故能绵延数千年不断。这可说,因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自古以来即能注意到不违背天,不违背自然,且又能与天命自然融合一体。我以为此下世界文化之归趋,恐必将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宗主。”
辛意云仍记得,最后的日子里,先生念兹在兹的就是“天人合一”,偶有心得就会跟他分享,但说着说着就睡着了,醒来时已不记得身边的人是谁,却还能把原来的问题和思路接上,继续阐发。钱穆的诗句“崖枯木落见天心”堪称其一生写照。
而今,除陈列先生遗迹之外,“素书楼”还保持了文教功能。一楼开设课堂,排列八桌,为小学生开经学班,为亲子设书法课,为成人讲习古琴。另有“素书楼讲堂”,邀请各方贤达讲解经书、史传等。
记者造访“素书楼”当日,遇上一个来自南京的旅行团,辛意云为他们介绍钱穆、讲解论语,团中有老人有小孩。领队可净说:“大家就是想来领略中国传统文化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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