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 台湾少年也没缺席

　　“要团结千百万的儿童，要收回我们的家乡，我们得和敌人拼个生死存亡”——《台湾少年团团歌》

　　抗战胜利70周年，也是宝岛台湾光复70周年。当年，台湾同胞不仅在台反对日本侵略，还有不少人奔赴大陆抗日前线。1939年至1945年，浙赣闽皖地区就活跃着一支英勇的抗日队伍——台湾义勇队，由台湾爱国志士李友邦将军指挥，队员从最初的30多人发展到四五百人。义勇队员的子女组成台湾少年团，也投身抗日战争的洪流。

　　笔者近日寻访了生活在大陆的三位台湾义勇队少年团团员，从他们的身上体会到了抗战的艰苦与不屈。

　　朱晓枫：“我们是抗日的义勇军”

　　朱晓枫，原台湾义勇队少年团团员，现为南京军区总医院离休干部，目前住在南京一家部队干休所，与老伴一起过着平静又满足的晚年生活。朱晓枫的母亲是中共地下党员朱枫，1937年“七七事变”后，朱枫投身抗日救亡洪流，辗转于武汉、桂林、上海等地。1939年，她将刚满10岁的朱晓枫托付给好友李友邦将军。李友邦把朱晓枫放在台湾义勇队少年团，让她和台湾的孩子们在一起上课学文化。

　　少年团按年龄分为大班、中班和小班，朱晓枫分到大班。

　　“我从小跟着妈妈到处走，适应能力特别强，属于性格比较独立的孩子。”朱晓枫说，“只要妈妈把我放在哪儿，我就在哪儿呆着。而且我觉得在少年团的那些日子还特别快乐。”

　　“从1939年到1945年，我一直在少年团读书，算是经历了自己的小学和初中阶段。”朱晓枫说，她当年特别喜欢看书，而且还做过班里的学习组长。“我记得我们看的都是进步书籍，听说有一本叫《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书，大家都争抢着去借来看。”

　　朱晓枫的老师中也有中共地下党，“少年团”里有秘密党组织，她就是在那时候入的党。“1945年，我不满15岁，语文老师潘超就是我的入党介绍人。”朱晓枫说，虽然入党了，但组织里还有谁，她根本不知道。

　　在少年团，除了学习，还要开展抗日宣传。她经常和好友黄莘一起去中班、小班，教比他们小的孩子们演唱抗日歌曲，赴抗日前线巡回演出，组织募捐活动等。

　　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台湾义勇队返回台湾，朱晓枫也随团去了台湾，在李友邦家住了半年后，又回到大陆，和母亲生活在一起。1946年，母亲朱枫为了工作，送女儿去苏北解放区读书，在上海吴淞口码头，朱晓枫与妈妈告别。“没想到这竟是永别。从那以后，我再没有见过妈妈。”

　　1950年，朱晓枫接到通知，她的妈妈朱枫已在台湾牺牲。刚满20岁的朱晓枫，听到消息后很平静。她说：“妈妈一直在做秘密工作，非常危险。她牺牲前，曾有两三次被捕的经历。她有一根手指头因受刑而残废了。”那时，她将陈明珍的名字改为朱晓枫，以此来纪念她的母亲朱枫。

　　采访时，朱晓枫对70多年前的一些事已记忆模糊，可当我们问到《台湾义勇队队歌》时，她的精神一振：“我们是抗日的义勇军，是台湾民族解放的先锋队，要把日寇驱逐出祖国，要把他在台湾的镣锁打碎！为正义抗战保卫祖国，解放台湾，把日本帝国主义整个摧毁！整个摧毁！……”

　　黄莘：“这是妈妈留给我的”

　　黄莘，1928年出生，台湾云林人，上海电视台离休干部。

　　黄莘一家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日本占领台湾后，强迫台湾同胞学日文、讲日语、取日本名字。黄莘父亲不满日本殖民统治，带着5个子女来到祖国大陆。“七七事变”后，日本侵华战争更加疯狂。黄莘父亲作为医生，参加了由李友邦将军领导的台湾义勇队。在父亲的影响下，黄莘和姐姐、弟弟三人一起参加了台湾义勇队少年团。

　　黄莘与朱晓枫年龄相仿，两人又是好朋友，她在少年团的经历几乎和朱晓枫一模一样。1945年日本投降，黄莘一家随台湾义勇队返回台湾。没想到，回台湾的义勇队遭台湾当局解散，黄莘被李友邦安排在家乡一所小学任教。1947年，黄莘再次离开台湾，来到祖国大陆工作。1949年黄莘参加解放军苏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解放后，黄莘转业到上海，一直在上海电视台工作到离休。

　　1982年，在台湾的母亲路过香港时联系黄莘，可惜未能如愿。1987年，黄莘终于到香港与母亲和几个弟妹见面。母女见面，相拥痛哭，母亲告诉黄莘，全家十几口人，只有黄莘不在台湾家中，父亲最想念她，临终前还呼喊她的名字。

　　1990年，黄莘赴台探亲。但台湾当局一直不准黄莘的老伴赴台。直至2002年，夫妻俩才一起去了台湾，可惜黄莘的父母都不在了。黄莘在台湾除了拜祭父母，还专程去拜访了李友邦将军的夫人严秀峰女士，并到李友邦将军墓地献花致敬。

　　记者今年5月赴上海采访黄莘时，88岁高龄的黄莘女士已经病重住院。我们赶到医院，见黄莘非常虚弱，无法接受采访。其子姚小未提议，拿出外婆送给妈妈的礼物——一件毛衣，看能否出现奇迹。原来，1990年母亲去世前，送给女儿一件她亲手编织的毛衣。黄莘非常珍惜这件毛衣，平常舍不得穿，想念母亲时，就拿出来看看。

　　毛衣是枣红色的，领口、袖口和下摆已褪色起球了，但当毛衣被递到黄莘手上时，她开口说话了：“这是妈妈留给我的……”我们噙着泪水，揿下了相机的快门……

　　黄中一：“他们还是叫我黄大哥”

　　黄中一今年已94岁高龄，当我们到达他上海华山路的家里时，老人穿戴整齐，胸佩三枚抗战纪念勋章，精神矍铄，步履硬朗。两个多钟头的采访，他思路敏捷，谈起70多年前的往事，好像在述说昨天的故事。

　　黄中一原名黄志义，1940年受中共地下党指派，应李友邦将军邀请，到台湾义勇队少年团担任指导员。当年18岁的他，视小伙伴们如自家弟妹，被小伙伴们亲切地称为“黄大哥”。

　　在那段烽火岁月里，由于少年团的孩子们年龄尚小，他组织孩子们学文化、说相声、排独幕剧、开展抗日宣传活动。他们虽身处后方也有危险，黄老向笔者回忆说，1941年，他带7名少年团员和电影队，到浙江宁波地区慰问前线官兵。一天清晨，他接通知说镇海沦陷，要他们立即撤退。他们刚离开宁波市区，市区就传来了爆炸声。他们刚过新昌，新昌又被敌机投入大量燃烧弹。在腹背受敌的紧急关头，他们沉着应对，连夜冲过嵊县，跑出了日本人的合围圈。

　　抗战胜利后，他把少年团的这批孩子护送回台湾，得到了台湾义勇队队长兼少年团团长李友邦将军的高度评价。

　　黄中一老人记忆力非凡，至今能说出每一位少年团团员的姓名、年龄等基本情况，对他们当年演出的《台湾少年》、《表》等剧目还能为我们详细介绍。他带领少年团走过的金华、武夷山、龙岩、连城等地，他能准确说出当时的时间、事件等细节，帮助我们补齐了对那段历史的空白点。

　　2009年，时年88岁的黄老受邀去了台湾，和台湾义勇队的许多老朋友相见甚欢，迈入耄耋之年的老队员们在一起叙旧，黄老笑着说，“他们还是叫我黄大哥，啊呀，开心得不得了。”

　　在迎接抗战胜利70周年暨台湾光复70周年之际，黄中一对记者说，台湾义勇队当年的抗日活动，是中华民族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海峡两岸同胞并肩战斗、抵抗外敌的历史见证。在新时期的今天，台湾同胞应发扬爱国爱乡的优秀传统，为两岸共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本文照片均为杨雨文摄）